情勢在變，機遇在變，雙方對比也在變，所以，要行使厚黑學必須隨機應變，見機行事，不能冥頑不化。正所謂“上了哪個戲台，就得唱哪台戲”。
我們都有這樣的體會：在困境之時，總是習慣於按定勢思考問題，總是一廂情願地想如果這個方法奏效就能怎麼怎麼樣……幻想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後就一根筋地照著去做。這樣的結果總是事倍功半，甚至無功而返。
有時換個角度看問題，往往能使局麵大開。退一步海闊天空。同樣換個角度也能海闊天空。這也是個高明的厚黑謀略。
隋末，李淵父子起兵造反，大軍攻克霍邑之後，沿著汾河連占臨汾郡、絳郡等地，直搗龍門，大有勢如破竹之勢。
龍門位於汾河與黃河交彙處的北麵。在這一地區，黃河由北向南，汾水則由東向西。隋將屈突通據守的河東要地，離黃河突然拐彎向東處不遠，河東的南對岸，便是永豐大糧倉和兵家必爭之地潼關。
對於下—步的攻擊目標，究竟是先克河東再渡河破潼關，還是先由龍門渡河，搶占永豐糧倉和潼關直向長安，李淵軍的將領們意見不一。最後，李淵聽取多數人意見，拍板定論，先發主力圍攻河東。
但是，屈突通依托堅城，憑險固守，致使李淵軍數攻不克。麵對攻城的失敗，李淵準備放棄攻堅，直接西取長安。長史裴寂則表示反對。裴寂認為，屈突通擁強兵踞於河東，如舍之而去，一旦長安久攻不克，則李軍就會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此乃兵家大忌，隻有先克河東，再圖西進，才是萬全之策。
這時，李世民表現了自己高超的謀略思想。他指出，“兵貴神速”，眼下隻有借連勝之威，撫歸順之眾，鼓行而進，才能使長安守敵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斷。這樣，攻克長安，如同震落枯黃的葉子，不在話下。如果屯兵河東，致使長安有備，那就難以攻取。況且，河東守敵憑險固守，不是一時能夠攻下的，倘若義軍繼續連遭挫敗，士氣就難免低落，到那時，後果更不堪設想了。
李淵對兩種意見兼而納之，留部分兵力監視河東之敵、圍而不打，自率主力由龍門渡過黃河，進入關中。兩個月後，李淵軍攻陷長安。屈突通部企圖渡河西救，卻在潼關被李軍迫降。
這是一個依據戰場情況，隨機應變，靈活選擇作戰目標的例子。一般說來，指揮官的決心不應輕易動搖，但是，對於錯誤決定的修改，則必須大膽而又果斷地進行。
當進攻遭受失敗時，指揮官不應該把目光隻盯在失敗這一點上，隻有打開眼界，另處著手，才能創造柳暗花明的局麵。比如，攻城不克，如果你隻是一門心思地在攻城上下功夫，那是一種單向思維，容易走入死胡同；倘若能回過頭來想想：能不能棄城不攻而直接達到主要目標？這就變單向思維為雙向思維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麥克阿瑟將軍在攻取太平洋中日占島嶼時所采用的“蛙跳戰術”，就是雙向思維的結晶。
隋末，瓦崗起義軍解體之後，李淵起義軍的勢力不斷擴大。當時，阻礙李家奪取天下的力量還有4支，主要的是河北的竇建德起義軍和洛陽的王世充集團，他們占據了黃河、淮河間的廣大地區。為了將中原據為已有，李淵采取了遠交近攻、先王後竇、各個擊破的戰略。
公元620年7月，李淵命李世民統領7總管25將，共10萬餘人聲勢浩大地向洛陽挺進。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作戰，基本拔除了洛陽的外圍要點，逐步形成了對洛陽的四麵包圍。
王世充得知李軍東進的消息之後，親選各州驍勇趕赴洛陽，決心與李家父子決一死戰。
11月下旬，李世民在洛陽北麵一個叫北邙的地方布陣，親率500名騎兵登上高丘，觀察王世充軍隊的陣勢。不料，王世充軍近萬名士卒蜂擁而至，將李世民等一行人團團圍住。李世民縱馬左衝右突，始終不得脫困，正在危急之時，部將屈突通率領援兵趕到。李世民與屈突通內外夾擊，斬殺王軍千餘人，衝出重圍。
由於洛陽城牆既高又堅，加上王世充又進行了多年的防守準備，所以李世民大軍就像圍住了一個刺蝟，四五個月無處下手。在此期間，王世充派使者向竇建德求救。竇建德答應了王的請求，遣使往李世民處，勸說他撤圍洛陽。李世民扣留使者，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