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四月，梅蘭芳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七個月以後溥儀獲得特赦回到北京，這以後他又有了許許多多過戲癮的機會。一九六○年四月初，溥儀應邀列席三屆二次全國政協會議，與出席會議的藝術大師梅蘭芳重逢了。彈指三十多年過去，在不同的時代裏，兩人經曆了複雜的變化，現在都非常高興，緊緊握手，悠悠話舊，這次敘談給梅蘭芳留下深刻印象。他當天回到家裏，就把與溥儀會麵的情景告訴了許姬傳：“今天，我見到了溥儀先生，談起當年宮裏演戲的事，他說：‘我很喜歡看楊小樓、餘叔岩和您的戲，可惜我當時不能自由行動，每天看報紙上的廣告，有時聽聽話匣子唱片。一直到我在天津住張園的時候，我才和我愛人到劇院買票聽戲，我覺得自由聽戲是很舒服的。我在天津聽過您的《西施》、《太真外傳》以及別的戲。’”
陳錫聯回憶逮捕“四人幫”
我於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赴唐山對搶險救災部隊進行慰問。五日下午三時許，華國鋒從北京打來電話，要我趕快回京，說《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情況非常緊急，要我馬上回去商量事情。放下電話，我意識到：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時刻到了。
我從唐山飛回北京後，匆匆回到家裏（當時由於地震把我住的房子震裂了，我就搬到位於東交民巷的國務院十四號賓館臨時借住，與華國鋒同誌家很近），拿了《光明日報》，直接去了華國鋒同誌家。華國鋒同誌正在家裏等我，對我說，《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文章，這是一個信號。他們的目的就是要篡黨奪權。葉帥也來找過他，他已決定明天晚上行動，說著他做了一個抓的手勢。我一聽就明白是怎麼回事。因為在毛主席逝世以後，華國鋒同誌曾經幾次和我在一起談過“四人幫”的事情，我對他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支持的，我的態度他是了解的。他下了決心要抓“四人幫”，我說我非常讚同，堅決支持。華國鋒問我：部隊情況怎麼樣？我說部隊沒有問題。我向華國鋒簡要彙報了赴唐山慰問部隊的情況。華國鋒說：你先回去，吳德、吳忠他們還要找你。
吳德當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衛戍區第一政治委員，吳忠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抓“四人幫”一夥，要動用衛戍區的部隊。按照規定，動部隊必須要經軍委批準。吳德、吳忠他們先後來到我家，我當麵授權他們可視情況采取行動，不必逐級請示。
當天晚上，華國鋒同誌又步行來到我家，同我詳細商談了對“四人幫”采取行動的具體部署。我特意提醒華國鋒同誌，要注意王洪文，他身上有槍。為防止意外情況的發生，華國鋒同誌還要我不要出去，就在家裏等著，以便隨時聯係。
送走華國鋒，我對身邊工作人員講：中央有要事，你們都不要離開，準備隨時出動。
十月六日晚，華國鋒、葉劍英等同誌代表黨中央采取行動，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進行隔離審查。衛戍區的部隊把“四人幫”的幾個死黨也抓了起來。
按照約定，我當天晚上沒有外出，在家等電話。電話鈴聲響，我拿起電話，華國鋒說：“事情解決了。”我放下電話，懸著的一顆心終於放了下來。我招呼工作人員：“備車，上玉泉山。”
王、張、江、姚“四人幫”，利用“文革”這一特殊曆史時期和他們的特殊身份，橫行霸道，結黨營私，迫害異己，禍國殃民。對於他們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曾經多次給予嚴厲批評，要他們“注意”，“不要搞四人幫”。
在毛主席第一次批評他們不久，江青給我打電話，說要找我談話。我當時想，這不對頭，就把這件事向小平同誌說了。小平同誌說，她要找你談，不談也不行啊。在談話中，江青東拉西扯，也不知她到底想說什麼。到了最後，她問我主席批評“四人幫”還說了哪些話。我這才明白，她是想從我這裏了解毛主席對他們的態度。我當時什麼話也沒說。事後，我把這些情況向小平、葉帥都彙報了。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幾次開會，批評“四人幫”。但是，對於毛主席的批評，對於中央政治局的批評，“四人幫”根本不聽。
在為毛主席守靈期間，一次先念同誌到洗手間，我也跟了進去，我對先念同誌說，這樣下去怎麼得了？總要采取個辦法啊。先念同誌說，總是有辦法的，並示意我不要再往下說了。我也對葉帥說過，這個時候中央可是不能開會，他們幾個人鬧起來可是麻煩，還是個別解決的好。那一時期形勢異常複雜，鬥爭非常的尖銳。
十月六日晚，華國鋒同誌代表中央向在京的政治局委員通報了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的決定。次日，我向駐京部隊各大單位的負責同誌通報了中央的決定。
於鳳至給趙一荻的親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