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五月，天安門廣場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大概在五月十五日，應我國邀請第一百次訪華的日中經濟協會顧問岡崎嘉平太正在北京訪問，穀牧同誌和我在釣魚台國賓館設宴款待他，可是西長安街被一些鬧事的和看熱鬧的人們擠得水泄不通，把欄杆弄得橫七豎八，使客人的汽車難以通過。我們的幾位幹部想出一個好辦法，在汽車前的擋風玻璃邊上貼出幾個毛筆字：“周總理的日本友人。”人群看到這幾個字即讓出一條路，讓車慢慢駛過。我們高興地同日本朋友在釣魚台國賓館慶祝老先生第一百次訪華和感謝他對中日友好所作的貢獻。
五月二十七日，我出發到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國際會議中心，參加國際行動理事會第七次年會。會議結束後，我在六月初回國途中在夏威夷停留兩天，聽接機的燕京大學老校友、美籍華人肖成大告訴我，北京發生了流血事件。我到旅館立即打開電視，看到解放軍的一輛坦克一會兒向左，一會兒向右行駛，回避一名擋路的男青年。美國廣播公司每半小時即重播這一鏡頭。我同國內通電話後知道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心裏很急，想一下子回到北京。路過日本時，駐日大使館的同誌告訴我說，現在北京戒嚴，最好等幾天後再回國。我覺得不必顧慮，決定按原定日期回京。
六月七日晚九點，我和何理良飛抵北京首都機場。我的女婿曹吉東開了一輛很不起眼的舊轎車和我的警衛參謀楊克木一起到了機場，來接我們的還有負責安全的公安部警衛局的一位處長和兩位參謀。處長簡要向我介紹了北京的社會治安情況後，我們的車就隨著警衛局的車出發了。在行至城區東四十條的路口時，看到執勤軍人伸手示意，讓我們靠路邊停車。當我們的車到路邊停下，楊克木下車準備出示證件時，距我們的車十米外路口兩側的四名手握衝鋒槍的執勤人員用槍口迅速對準我們。這時看到一名少校軍官向我們走來，楊克木拿出證件迎上去，向少校介紹了一下情況。少校走到車前時，我把車窗玻璃放下來向他道好。少校看清我後立即向我敬禮，並說：“首長好，對不起首長，我們正在執行任務。”我說：“沒關係，你們辛苦了。”少校接著說：“黃部長，我在電視上看到過您，想不到今天親眼見到了您。”當我要下車同他握手時，他堅決不讓，並一再表示歉意和解釋道：“剛才戰士的槍口對向首長方向，純粹因為前麵車輛上的三位同誌突然下車的緣故。”這也難怪，公安部警衛局的幾位同誌按照規程，見我的座車停下，立即打開車門下車並手插褲兜，做好必要準備。職業要求安全保衛人員做到絕對無任何失誤，而執勤的野戰軍部隊的任務是對周圍的動靜保持高度警惕。不過雙方的對峙很快結束，這一緊張狀態即告解除。
《一條大河》是如何誕生的
周長行
一條大河波浪寬，
風吹稻花香兩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聽慣了艄公的號子，
看慣了船上的白帆。
……
《一條大河》（正式歌名稱《我的祖國》），這首歌的歌詞不足兩百字，自它誕生到現在，曆經五十多年而不衰。
喬羽筆下的“一條大河”是指的哪條大河？麵對《上甘嶺》影片中那般慘烈的戰爭場麵，喬羽何以抒情得那樣不著“邊際”……
《一條大河》誕生於一九五六年夏天，這年喬羽二十九歲。將進而立之年的喬羽，是在“迫不得已”的背景下，走上“產床”的。
這年稻花飄香的季節，喬羽遵命赴贛東南、閩西一帶原中央蘇區體驗生活，搜集素材，目的是寫一部以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蘇區少年兒童生活為題材的電影文學劇本，即後來家喻戶曉的《紅孩子》。當他正在邊梳理采訪素材邊發展采訪線索時，長春電影製片廠沙蒙導演的電報卻接二連三地“撩撥”著喬羽，約他為正在拍攝的影片《上甘嶺》創作歌詞，並希望喬羽能回長影去寫。光用電報相約，恐怕不行，沙蒙又把劇本寄給喬羽。讀罷劇本，喬羽陷入兩難境地。
當喬羽完成采訪回到南昌，坐下來要寫《紅孩子》的時候，又收到沙蒙近乎“綁架”之勢的電報。電文長達數頁，連啟程的路線都安排妥當：讓喬羽先到上海，由上影廠廠長袁文殊安排車次，盡快趕到長春，電文最後一連用了三個“切”字，三個驚歎號。接到電報的那個晚上，喬羽正在看福建梨園戲《陳三五娘》，電報送到劇場，心亂如麻的喬羽，再也無心看戲，當機立斷離開劇場，請當地同誌設法買到火車票，當夜登車趕往上海。
車到上海，是早晨八點鍾。袁文殊廠長已經為喬羽買好了直驅長春的火車票，下了火車上火車。
列車直達長春。下車之前，他還細心地看了一會列車裏程表，從南昌到長春，正好是八千裏路雲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