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對中國外交部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致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照會的答複，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部長會議於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該信標誌著中阿關係的公開破裂。
在後來的歲月裏，兩國關係就是霍查所說的“隻是形式上的外交關係了”。其時，霍查開足輿論工具的馬力，他本人甚至不顧帶病的身軀，親自披掛上陣，對中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麵攻擊、全盤否定。對中國主要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誹謗，惡毒攻擊“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中國打著反修的旗幟，而實際上是真正的修正主義”，“中國從未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建立社會主義”，“中國搞四個現代化是想當超強大國”。
阿方攻擊鄧小平一九七八年訪日，“是為加強日本軍國主義者和中國修正主義者的聯係服務的，鄧對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提出了友誼的保證”；鄧小平訪問東南亞“是為帝國主義在這一地區的帝國主義戰線服務的”。
同時阿方還誣蔑中國同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發展關係是在巴爾幹和歐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指責中國停止對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動行徑，是中國對阿的出賣”。
外交部長的見聞
黃華
一九七○年十二月七日，周總理給我寫了封信，要我向他報告斯諾夫婦訪問了什麼地方、工廠、學校，接觸了什麼人，還有多長時間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慮何時見斯諾並同他談些什麼問題。總理提醒我，在我的報告中不要建議林彪、江青見斯諾；更不要提請總理見斯諾。總理要我報告斯諾的訪華情況，是理所當然；對我的那些提醒，倒出乎我的意料。實際情況是，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後，尤其是以林彪和江青為首的兩個反革命集團又勾結又爭奪最高領導權力的險惡圖謀已有明顯表露，對此周總理和許多老革命同誌看得十分清楚。一九七○年下半年，林彪一麵在寫假檢討，一麵在窺測形勢，策劃下一步陰謀。江青一夥則利用手中權力阻撓國民經濟計劃的通過和執行，不惜使中國的經濟走向崩潰。周總理心急如焚，忍辱負重，又要應付“文革”的局麵，又要衝破種種障礙推動生產，但他無論如何都不能讓林、江之流從人民手中篡奪最高權力。
斯諾在中國訪問已經四個月了，安排他采訪毛主席的事不能再拖了。周總理知道斯諾的報道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而不能讓斯諾被林、江利用，但其深層原因又不好對我明說，因此隻好在十二月七日夜裏寫了一封短信提醒我。至於他本人，雖然斯諾幾次要求采訪，可是他從來是克己奉公，嚴於律己，那時更不能招致非議，囑咐我不要提到他。回想起來，總理提醒我是怕我不了解這些當時限製在中央很小範圍的內情而提出不適當的建議。在林彪叛國外逃和四人幫的野心敗露後，我才逐步領悟周總理給我的信函的蘊意，深深感激總理對我的關心和愛護。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毛主席請斯諾去中南海談話和吃早飯，由王海容和唐聞生二人參加擔任記錄和翻譯，一直談到中午。首先他說，外交部有人反對你來，說你是美國特務，此人就是喬老爺（喬冠華）。然後他談到“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講假話和武鬥，也談到個人崇拜。他問斯諾，如果沒有人崇拜，你會高興嗎？當斯諾談到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的時候，毛主席未作出反應。我沒有參加這次會見，但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由我負責初審斯諾關於主席這次談話的“紀要”，以便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全黨和全國各基層單位。
《上海公報》開始了中美關係走向正常化的進程，但還有許多事要做，許多障礙要克服。由於我常駐紐約，基辛格建議在他和我之間建立一條與巴黎渠道並行的，中美間另一條秘密聯係渠道——紐約渠道，此提議得到中國政府的同意。當中美雙方討論互設聯絡處時，基辛格仍要求繼續保持紐約渠道，中方的答複是：機密的、緊急的、不便用聯絡處的事，還是用紐約渠道。於是，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我和基辛格在紐約有許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會晤，多次會晤是在約定的時間在紐約曼哈頓四十三街的一所公寓裏進行。我和基辛格會麵時，我方出席的有過家鼎和施燕華，美方出席的有溫斯頓·洛德。美方派一輛陳舊的轎車直接開到我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地下車庫接我們去四十三街。基辛格和洛德兩人準時在二樓的一間客廳裏等候我們，並為我們準備了茶點和咖啡。雙方各自坐下後，寒暄一番，即進入正題。在寒暄中，基辛格談笑風生，並享用著茶幾上的點心。會晤的內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報美蘇核會談、在巴黎的美越會議、美日關係等情況。我們也就一些國際關係問題互通信息。我還曾就美機入侵廣西，投彈，發射導彈，在越南炸沉中國漁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國對美國的強烈抗議。會晤情況，基辛格直接向尼克鬆和白宮報告，美國國務院對我們的會晤一無所知。我們向國內的報告也是絕密的，代表團的其他人員一概不過問。這種會晤是中美兩國在沒有正式建交的情況下進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