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條，就是作為一個讀者，我對什麼是口述史這個問題的一點認識和看法。於是，也就衍生後麵兩個問題。
二、整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口述史在由口述錄音（也有少數筆錄）轉換為紙麵文字的過程中，必須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助手協助完成，方能成為通順可讀的文章或著作。這個工作稱之為整理工作；做這個整理工作的助手，稱之為整理者。出版發表的口述史的文章或著作，當然由口述者的作者署名，但與作者並列的，必然還有一個整理者的署名。有個別特殊情況，封麵和版權頁無整理者的署名，但在此書的前言或後記中，一定也要提及他或他們整理者的名字。整理者與口述主人的關係，猶如影隨形，不可分離。整理者決定著他所整理的這本回憶錄的內容取舍和文風華實。這種整理者的地位和作用，我每想起林琴南翻譯西洋小說。林氏依靠一位口述者的傳譯，轉換成《左傳》、《史記》式的文言文，錢鍾書舉《塊肉餘生述》為例，讚之為比起後來的白話文翻譯（《大衛·考柏菲爾》）更能傳神達意，也就是說更接近和忠實於原著。今天口述史整理者的地位，相當於當年林琴南的地位；他的作用，自然也應該與之相符才是。
這裏舉幾本口述史一談。
《李宗仁回憶錄》，整理者唐德剛。據唐在本書的《後記》中介紹，他開始工作時，對李宗仁供給的口述史料，決定不去畫蛇添足，使他的回憶錄以原始史料出現。但在工作過程中，又不得不廣集史料，參照筆記，一氣寫成初稿，交李認可。李改完後，再據之增刪，並稍事潤飾。此一過程，唐氏歸納為三大原則：
1.那必須是“李宗仁的故事”。雖然在他的口述史料之外，所有成筐成簍的著述史料，全是我（唐自稱）一手搜集編輯的。
2.盡可能保持他口述桂林官話的原語氣，和他對政敵、戰友的基本態度。所以筆者(唐自稱)撰稿時，亦絕對以他的語氣為依歸，斷不亂用一字。
3.他如有少許文字上的修改，我（唐自稱）也盡量保留他那不文不白，古裏古怪的樸素文體，以存其真。隻是有時文章組織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訛錯，非改不可之時，我才加以改寫。全稿改後再經他核準認可。
唐德剛這位口述史整理者自述的工作經曆、工作方法和工作中必須遵守的幾條整理原則，都有示範意義，對於所有的整理者來說，基本上應是相似的或適用的。值得注意的是，這本回憶錄出版時的署名形式：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他不用“整理”，而用“撰寫”，表明它不僅是“助手”，而且是“合夥人”，並享有著作權。這說明整理者地位的上升，但同時也開了一個整理者反客為主的先例。
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據《前言》，這本書第一部分為“談話錄”，是胡喬木二十多次談話記錄，由黨中央批準成立編寫組幫助工作，寫出初稿，陸續送他審閱修改，再寫成修改稿。又據《後記》，參加編寫組的人員，先後達十餘人之多。這本書的“談話錄”部分，實際就是一部口述史，編寫組的參加者也就是這部分口述史的整理者了。本書編寫組《後記》特別提到“這本著作得以出版，還得感謝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檔案館、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和人民出版社等單位的鼎力支持”。可見本書的整理者們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了。但他們的名字隻在《後記》中順便提及。這是口述史的一個特例，這樣眾多的編寫組整理者來做助手，也隻有口述者胡喬木的顯赫身份方可做到。但本書整理者所采用的編寫程序與編寫方式，對所有的口述史整理者來說，來自官方還是來自民間，采用的方式大體上還是差不多的。
不過，最普遍可行的還是一對一方式：一個口述者配一個整理者，如《史林》雜誌兩期增刊口述史專號，登載口述文章近四十篇，每篇各有一個整理者。封麵署名“揚帆口述，丁兆甲執筆整理”的《斷桅揚帆》，是新中國上海市第一任公安局長揚帆的回憶錄，也是一個口述者，一個整理者。整理者丁兆甲，原與揚帆同為抗戰時期新四軍戰士，一九八四年冬在上海重逢，丁兆甲發現這位老友“以前有一對機敏的眼睛，眨一眨眼就能想出主意來，可惜現在已雙目失明，戴上了墨鏡”，成為一個“默坐無語的老人”。在丁的鼓勵下，揚帆同意口述他的身世與二十五年身陷囹圄等經曆，他們一共花了八天時間，口述這段曆史。由丁參考揚帆的舊筆記，寫成文字，先後三次修改，均由揚帆夫人讀給揚聽，做了修改補充，並經有關人士核對部分材料，最後定稿。這是一位誌願整理者，協助一位盲人完成的口述史，署“執筆整理”，名副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