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出版社於二○○四年出版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曆》，這是出版社“當代中國口述史”係列的一種，整理者的署名是“訪談、整理：朱元石等”，用小號字體排在封麵書名下麵，不仔細看，一眼就忽略過去了。這是我看到的最為謙遜的整理者署名，有一個“等”字，說明協助者還不止一人。吳德女兒吳鐵梅在書末寫了《後記》，敘述這本回憶錄的口述整理經過：一九九三年夏季，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李延明委派該所朱元石、劉誌男來采訪，“把父親講的記錄整理成文”。吳德很滿意，說：“整理得很好，幫助查找了相關的背景資料，核對了每件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先後次序。”又說：“人老了，時間長了，記憶難免有誤，多虧了他們辛勤而細致的工作。”正是這兩位整理者的踏實工作，這本回憶錄基本上真實地又是樸實地反映了吳德“文革”十年的主要經曆和親身見聞。唐德剛是整理口述史深知其中甘苦的過來者，他有一段整理李宗仁口述回憶錄的經驗之談：
我這位執筆人，來大搞其社會科學，那又與“李宗仁”何幹呢？這樣不是驢頭不對馬嘴嗎？所以我就多少有負於校中（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同仁之囑望，決定不去畫蛇添足。還是使他的回憶錄以原始史料出現吧。（《李宗仁回憶錄·後記》）
拿這段話對照吳德這本口述回憶錄，我認為庶幾近之了。這當然是朱元石、劉誌男二位整理者的功勞。
《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曆記》（2006年1月出版）和《我所親曆的胡風案》（2007年1月出版），是我目前所看到的以口述名義最新出版的書。前一書是當代中國出版社“當代中國口述史”係列的一種，後一書是中共黨史出版社“親曆者口述”係列的一種。這兩個出版社，都是中央級的大牌出版社，是讀者所信任的官方出版社。兩書的口述者同為法官王文正，整理者同為沈國凡，但標名“采寫”，這同唐德剛用“撰寫”，《胡喬木回憶錄》記錄人員用“編寫組”，吳德口述的整理者用“訪談、整理”，揚帆口述者用“執筆整理”，各有不同，分別表示了整理者的介入程度。沈國凡為兩書各寫了一篇《後記》，均以“作為作者”的身份，向出版社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領導和有關專家的“認真仔細的審閱”，最後批準同意出版，“表示真誠的感謝”。這就透露兩條信息：第一，整理者成了“采寫者”，也就自然成為本書事實上的“作者”。第二，書籍出版有一條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審批程序，由一位作者以擁護與感謝的形式首次披露。
此外還可增加一條信息，就是口述史有轉變為報告文學或紀實文學的趨向。此指多用描摹式語言，帶感情色彩，常以主觀判斷代替客觀敘述，以致衝淡了書中多少保存著的一點口述曆史真相。這種趨向，不自今日始，下麵引一段口述史研究者文章中的資料：
能夠集中體現這一階段口述史研究特點的是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研究，溥儀由清帝國的皇帝轉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普通公民，這一身份的轉變使得國內外眾多學者予以關注。其中，吉林省社會科學：研究員王慶祥的口述史研究最有影響。他不僅記錄了大量的口述資料，而且收集了他們的照片和一些手稿，整理出版著作（包括電視專題片）共二十六部，在中外報刊上發表文章七十餘篇，總字數超過六百五十萬字。根據李淑賢口述，由王慶祥整理采寫的《溥儀與我》，同年改編為電影《火龍》。根據口述資料製作的專題片《中國末代皇帝溥儀評說》和《愛新覺羅·溥儀——你想知道嗎？》，在全國引起良好的反響。（王豔勤《中國口述史學的曆史、現狀與未來》，《史林》2004年增刊口述史研究專號）
這段資料中提到的溥儀夫婦生活，最近又有新書出版，署“李淑賢憶述，王慶祥撰寫”的《我的丈夫溥儀》，已由團結出版社出版，關於末代皇帝生活故事的書，可讀性自然是強的。口述史研究者以此作為口述史成果來論述，其實不一定準確。這是紀實文學或報告文學獲得的成果，口述史如果走這條路，就走上了文學化之路，恐怕隻能為影視劇提供題材了。這是我個人看法，對不對還有待專家學者的研究。
三、口述史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