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偉大的平民聖人——墨子其人其事(2)(3 / 3)

墨子在一個最有利的曆史觀察點上,目睹了這場驚心動魄的偉大變革。

那時,鐵器的廣泛使用,新型生產方式的普及,帶來了生產力的巨大釋放,帶來了社會生產總值的瘋狂增長,相對比值遠遠超出今天的規模與水平,城市化如雨後春筍,到處都很繁華,但毫無疑問,在繁華熱鬧的背後,窮人更多,貧寒人家更多,平民百姓更多貧富差距拉大。墨子說,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這話並非虛幻想象,而是社會實情,——那時候,就業者與非就業者,並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但饑寒交迫,疲憊喪命,卻是時刻要麵臨的可怕威脅。

墨子趕上了,看到了,大聲說出了自己的話。

第一次,中國曆史上,有巨大影響力的思想者,從民眾的角度,發出了窮人的聲音,而且是以連續、集束的方式發出。

首先是經濟上,也就是在最基礎的生存方麵。《非命上》裏,墨子提出著名的“三表”論,第一是“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也就是和諸曆史作比較;第二是“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第三是“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在墨子的思想裏,這個重要而普適的標準的原則是,凡是對百姓有利的,就是應該的;凡是不利於百姓的,就是不該的。

《節用》提出:“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為”,——又花錢,又對老百姓沒實際利益的,不幹。

《非攻》篇,更是直接從老百姓的利益角度,說明戰爭的得不償失,“今師徒唯毋興起,……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為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顯然,這隻是小老百姓的看法,王公大人,豈能作如是觀?“廁役以此饑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厚害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墨子·非攻下》)——那年頭,打仗是來錢、來利最快、最豐厚的勾當,你叫我別弄?怎麼可能!死人有什麼好奇怪,人反正都要死,隻要不死我,不弄白不弄。兩個“樂”字,畫龍點睛,一針見血。

墨子幾乎是本能地意識到,百姓人民經濟上的窮困、窘迫,與政治密不可分,這就使墨子將自己的經濟觀點,延伸到了政治領域。於是,墨子喊出了即使在今天,也極具震撼和衝擊的聲音:“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墨子·尚賢上》)“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墨子·尚同上》)

很簡單,但也很嚇人。從上到下,一律以選當任。——當然,怎麼選,還得另說;但首先,得是這個字:選。管你是天子,還是村長。

墨子就這樣,貫穿了中國最早的窮人政治經濟學。

四、沒有階級意識,但潛伏了階級風暴

墨子為窮人說話,向王公大人大聲疾呼,希望窮人們能有一個正常、安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那墨子是否就是窮人的代表,或者,墨子是否就是被統治階級的代表?

先來聽聽一些評論:陰陽、名、法、儒及道德各家,皆代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而僅墨子一家代表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墨家便彌漫下層,為被統治階級代言——黨晴梵《先秦思想史論略》

墨子是直接站在勞動人民一邊。——《匡亞明教授談墨子》

墨子的人類觀點實質上是階級論。這一思想是以《尚賢篇》為張本。所謂“尚賢”即尚國民階級的資格,並堅持著國民階級的立場以反對氏族貴族。——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

事實如何?翻開《墨子》,也許我們會有些不同的看法。

《墨子》全書,現存53篇,其政治倫理思想,主要集中於《尚賢》《兼愛》等24篇和《法儀》4篇,以及《耕柱》5篇。細讀這些篇章,若探究墨子立論的出發點,這出發點依次應為:天下、國家和百姓,貫穿這三者的,是義。——在墨家詞典裏,義、利相等;義:利也。(《墨子·經上》)

墨子的總體思想,一言概之,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天下,是墨子思考的出發點和歸宿,載體和客體。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法儀》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辭過》

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尚同上》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兼愛上》

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既此若矣。——《節葬下》

言必稱天下。《墨子》全書諸篇,找不出天下字眼的,沒有;而且都是提綱挈領、萬語歸宗之語。如果說天下在墨子的表述中,多少有些抽象、空泛,那落實到現實、具體層麵,這第一層,就是國家。

《非攻》主要出於國家的考慮,自不待言。《七患》開宗明義,“國有七患”。《尚賢》:“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節用》開篇語:“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尚同》雖以天下為論述目標,卻以國家為天下之實際構成,“以天下之博大,……故畫分萬國”。即使是“無差等”(荀子語)的兼愛,也以國家為立足點之一,所謂“視人國若己國。”(《墨子·兼愛上》)

從上所敘,可以看出,墨子,首先是個以天下為己任者。其次,是個泛國家主義者(既非魯國主義者,也非宋國主義者),百姓人民,排在天下、國家的後麵。墨子“三表”說之一,“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國家、百姓、人民依次並列,——順帶說明一下,先秦時所謂百姓,不同於今日,“是貴族的通稱”,見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第139頁。春秋戰國之際,百姓逐漸庶民(人民)化,但區別仍在——正是墨子思想的客觀反映。

不僅如此,下麵這些句子,從另一麵,顯示了墨子的政治傾向:“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墨子·尚賢中》)

“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戚在臣。”(《墨子·尚賢中》)

“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知者,貴且知者,然後得為政乎愚且賤者。”(《墨子·天誌中》)

“義者,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墨子·天誌下》)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墨子·尚同上》)

這些主張,能是底層民眾和被統治階級的代表嗎?恐怕比統治階級代表所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墨子的思想,沒有,也不可能有明確、清晰的階級意識,階級意識充其量含含糊糊包含在天下、國家與所謂道義之中。墨子的言語之間,既沒有特別偏向王公大人,也沒有特別偏向百姓人民,這兩個所謂勢不兩立的敵對階級。墨子隻是按照自定的義與非義的標準,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有好說好,有壞說壞。這麼講,並非要否認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說:墨子所舉以說明原則的,恰當孔子所說的小人的小知,恰當子路所謂之民人社稷;墨子的知識對象,是國民領域的農、工、商生活。這是個非常好的判斷和說法,也正是墨子思想的人民性所在。人民,或者說底層民眾的利益關切,是墨子思想的觸動因之一,也是墨子全部理想所期待的果實之一。

但是,不管本意如何,墨子那些旗幟鮮明的主張,那些主張所依據和針對的殘酷現實,以及若能兌現的客觀結果,天然具有傾向性。它們是人民痛苦的呻吟,現實醜陋的閃電,和山雨隨時欲來的風暴源。

這與其說是墨子的意圖,不如說是社會本身的壓力和逼迫。無論是暴力侵奪(非攻並非僅指戰爭而言,一切不公平的暴力侵害、掠奪,都是非攻的範圍和對象),還是公然、霸道的政治、社會的不平等,上層社會令人瞠目結舌、難以想象的驕奢淫逸,聲色犬馬,跟底層民眾的入不敷出,朝不保夕,無時不是一幅尖銳、刺激的對照畫。墨子本人,也許從未想過要發動人民,抗擊暴政,甚至有可能,會站到另一麵,但墨子的這些主張和言論,就像一堆沒有引線的火藥,隨時成為引爆的起點。

“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這句話,凝聚了一股怒吼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