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曉得該相信哪一種說法，但我願意相信，他是死於非命的。
這部手稿中的所有人，後來都死了。但隻有一個人似乎還活著，那就是作為講述人的老盲婦，因為她留下了她個人的聲音。但我還想捕捉到她蒙著麵紗的身影。誠如您在第一封來信中所說，作為女性，她和李清照是兩個最著名的曆史失蹤者。十二年來，每一次去北京，我都會去環繞紫禁城的老城區，跟狗一樣地尋尋覓覓，企圖找到她隱居四十五年以上的、跟星相圖一般的舊宅院：從宅子的某一扇窗口望出去，穿過兩片栗樹葉，仿佛故宮角樓的門伸手可及。但我總是無功而返，而且隨著舊城逐漸縮小，高樓一幢幢站起來，希望越來越渺茫了。我曾在北海公園，就此請教一位提著拖把、蘸一桶清水在石板上練字的老先生。他姓佟，是研究城坊沿革的民間專家。佟老沉吟很久，用商量的口氣對我說：“大概就在從前的蒯侍郎胡同吧？”蒯侍郎，即永樂年間設計興建紫禁城的江蘇吳縣木匠蒯祥（1397—1481），他因為功勞卓著，被封為工部侍郎，是中國第一個由能工巧匠而高官厚祿的人。他居住的地方，市井中稱為“蒯侍郎胡同”。我想這種推測是有道理的：蒯祥把自己在紫禁城布下的蛛網般迷陣搬回家，把住宅建造成了壓縮的、神秘星相圖。然而，蒯侍郎胡同又在哪兒呢？佟老搖頭苦笑道：“北京麵目全非了，連我都時常在迷路。”他重新蘸了水，在石板上寫下“北京”兩個簸箕大的字……隻一小會兒的時間，風和陽光就把“北京”帶走了。
同樣讓我緬想與尋味的還有“木樨地”。1985年夏天，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在央視熱播。盛夏時節，我作為文化記者，受命從成都赴北京采訪該劇的主要演員。那時候的北京還有許多舊胡同、四合院，大麵積的瓦片房使我覺得這是一座灰蒙蒙的古都。但地鐵在城市的下麵有力地奔馳著，像一隻巨大的鑽頭，要把黑暗深處的秘密掏出來。我有好幾次都癱在座椅上似睡非睡，看著站牌發呆：蘋果園，公主墳，木樨地……這幾個站名讓我覺得頭上鋪滿塵霧的北京城，延伸進了幾處欸乃的青色中。不過，還要過些年，我才曉得“木樨”就是會在秋天飄出憂傷芬芳的桂花香。在我駐校的南方理工大學校園內，是植有很多桂樹的，但她們被更繁茂的樹木，譬如楠木、梧桐、黃桷樹淹沒了，隻有到秋天放出香味來，你才會意識到，她們其實一直都在那兒。然而，當我曉得這部手稿的講述人就成長於木樨地時，卻沒有把它和站牌上的“木樨地”聯係到一塊：我至今相信，這是兩個不同的地方。站牌上的“木樨地”是任憑北京千變萬化，而它不變的地名。但手稿中的木樨地，隻能在記憶中重現。這很像濟慈的墓誌銘：“在這裏埋藏著一個把名字寫在水上的人。”一瞬和永久，沒有比水更能夠精微地描畫出這種關係了。
今年初夏，當這部手稿的整理接近收工時，我就選擇好了要在無定河邊寫完最後一個字。但此前我先抵南京，去鍾山南麓重訪了朱元璋的孝陵。1998年10月，我結束對上海電視節的采訪後，曾經來過一次孝陵，印象中十分荒涼，遊人稀少，一些殘存的碑石、台基、雕欄都散在泥土中。內紅門的拱頂下，有兩個河南人在玩擲豆子遊戲騙遊客的錢。而從內紅門到方城明樓的一長段路上，隻有我和我的影子在陽光下踽踽而行；終點是一座巨大而蒼翠的土堆。土堆下，安靜地躺著朱元璋。晚上，我住進雞鳴寺外的一家客店，在旅行筆記中，我寫道：“他想跟我們說話嗎？”
這一次去孝陵，我發現有了很大的變化，殘破的建築修複了，道路、橋梁也修整了，人氣旺了些。但比起同在鍾山風景區的中山陵，這兒依然還算是冷清的。我把差不多十年前走過的路又走了一遍，在內紅門沒有再見到那兩個河南人；但麵對掩埋朱元璋的封土時，我的疑惑還跟從前是一樣的：“他想跟我們說話嗎？”下了山，我在地攤上買了一堆稗官野史類的小冊子，就去玄武湖盤桓了半天。我揀了個水邊的涼亭，把小冊子都瀏覽了一遍。其中有兩件逸聞，讓我很感慨：元朝至正八年，天下已經大亂，安徽濠州皇覺寺的一個小和尚以擲銅錢的方式，讓天命來決定自己是否參與造反：如果正麵向上，就反；向下，則作罷。擲了一次，是向下；又擲，還是向下。他不甘心，擲出第三次，依然是向下。他敲敲大腦門，對自己說：“老子既然要造天子的反，還怕天命做什麼！”於是脫了袈裟，提了條戒刀就投了紅巾軍。這個和尚就是朱元璋，後來做了大明帝國的開國之君。
另一件逸聞說，崇禎一十七年夏初，孝陵衛徒步走來了一個北京的啞巴大太監，遞交了崇禎皇帝的敕書，協助護陵。其時，多爾袞已經架著清朝的順治皇帝入主了北京紫禁城；而在南京，福王朱由淞則成了南明小朝廷的弘光帝。孝陵衛的指揮使並不把過氣的大太監放在眼裏，拿他也沒用處，就吩咐他去山穀裏看守荒蕪的皇桃園。大太監恭謹地領了令，就一個人去了。他摘掉了青澀的果子，修剪了枝條，鋤了雜草，重新施肥調養。第二年春天，山穀中桃花爛漫，入夏後，甜汁飽滿的桃子就壓彎了桃樹。有一天來了幾個十二三歲的兒童偷桃吃，大太監比畫著讓他們離開。他們相視一笑，擁過來親親熱熱地把大太監抱住了。大太監還在發蒙，兒童們一齊發狠，就用袖裏的竹刀把他七戳八戳地戳死了。
這天晚上，我又住進了雞鳴寺外的那家小客店。幾乎同時入住的，還有一個電影攝製組。小客店陡然熱鬧了許多。導演是一個持有美國綠卡的矮個子內蒙古青年，戴棒球帽，穿無袖體恤，肌肉發達，不沾煙酒，卻嗜好生嚼刺激淚腺的洋蔥皮。兩天後，他來敲了我的門，手裏拿著個正在剝的洋蔥頭，很客氣地問我，是否願意在片中客串一個幾秒鍾的角色，也就是這家客店的房客。我微微詫異，問他，為什麼選中我？他剝下一層洋蔥皮，送進嘴愜意地咀嚼著。他說：
“因為，你長了一張異鄉人的臉。”
我心口一震，沉默了一小會兒，洋蔥的衝味讓我的眼睛有一些模糊。
後來，我又問他，是部什麼片子呢？他說：“公路片，《長江尋父記》，講一個少年尋找父親的故事。”我說，他最後找到了嗎？導演又剝下一層洋蔥皮送進嘴，咀嚼著，聳了聳肩膀，“這就像剝洋蔥，剝到最後，什麼也沒有。”我說不出話來，用點頭答應了他。
隨後，我就來到了無定河。
應該把無定河當作旅程的終點了：必須在這兒結束它，否則，我會把一輩子都耗進去。而事實證明，一輩子也是徒勞的，——寶萊塔修道院中，那些耗了幾輩子的人，也還沒有探到它的底。還有線索沒有厘清，還有謎團沒有解開，可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貴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不是至今也沒查出刺殺肯尼迪的幕後主使麼！
您瞧，我可以找到許多借口來為自己的愚鈍開脫。可是，我必須對手稿講述人與記錄人之間鬧翻一事，給出一個說法。這是最難的，在這部手稿上，後人添加的猜測就有二十三種之多。一個偷懶的辦法是，什麼也不說，讓讀者自己去發揮想象。但，這種故作高深實則黔驢技窮的手法，我最厭惡。我選擇的方式是，在這二十三種猜測中，挑選出我認為可能接近真相的一種，依然通過講述人的嘴，一直說到敘述的盡頭。
但這部浩繁的手稿裏，還夾雜著許多散亂的材料，如附著於泰坦尼克的藻類、貝類、無數的魚蝦，我無法把它們納入正文中，大多數都割舍了。然而，還是有割舍不下的，它們不是沉船的一部分，然而，它們的存在，標示出了這兒的深沉水流和曾經刮過的風暴。我勉力從中整理出兩篇東西《帶刀的素王》和《二十七個逃亡的人》，作為附錄放在了盲眼老婦的自述後。
長安兄，這十二年裏，為了這一部手稿，我的頭發白了三分之一。而您也終於完成了《蜀錦考》，並和歡君結為夫婦，養育了一對龍鳳兒女：像爸爸的阿末和像媽媽的阿樂……時光就是這樣，她以另一種方式，把人所逝去的又歸還給了人。
謹祝您和您的家人健康，快樂。
大草
2007年6月27日
於北京無定河 瓠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