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公自己認可的這一點成果，零星地寫在七頁修道院專用信箋上，字跡如一，而墨色雜陳，看得出絕非一日之力、一年之功。我把它們略加整理，大意如下：
《我父》是一部口述實錄的曆史，斷斷續續撰寫於1689年，即康熙二十八年之晚春和盛夏，但沒有最終完成。講述人是一個瞎眼老婦，自稱和被推翻的明皇室有著秘密的血親關係，而記錄人是一個頗有抱負的青年史學家，他有一個奇怪的名字，這從文中老婦對他的調侃可以看出，他的名字如他本人一樣，意味著智謀和野心。而這個調侃也暗示出，瞎眼老婦出身高貴，有著非比尋常的驕傲和乖戾。她始終高高在上，說話信馬由韁，不合情理、不通邏輯的言辭與段落，隨處可見。但內容的主體，則還是環繞於多年前她與大明王朝末代帝王的故事，她稱從前那個萬乘之尊為：我父。而自己的名字，她說，是：朱朱。然而，在已知的、刊布天下的明清正史、稗官中，迄今都還沒有找到“朱朱”這個名字；或者保守地說，即便有她這個人，卻不是她所說的這個名字，而且，還缺少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個人的確是存在過。不過，就她本人來說，她完全無視於曆史，也無視那個記錄她聲音的曆史學家——上帝，她完全就沒有視覺——她像是在黑暗中獨白。那一年的秋深後，青年史學家把記錄的手稿交給瞎眼老婦，請她（在別人或他本人的幫助下）加以審核，以便他日後整理成書。但就在這一天，她和他之間發生了一件迄今不為人知的事情，也許是一個意外的衝突，乖戾、驕傲的老婦永久性地扣下了手稿，沒有發還給這位青年——這是導致手稿不能被最終完成的原因。
舅公認為，這部手稿內容龐雜，情節詭譎，如果被學術界證實，足以對一段重要的曆史構成顛覆。然而，對他這樣一輩子隻服從於內心生活的人來說，學術卻又是不值一文的。舅公晚年，對手稿的真實性越發深信不疑，理由是：他從藤箱裏隨手拾起一張紙片，都能從言辭中讀出無限的沉痛和深情。在舅公心目中，“沉痛和深情”是無法偽造的。
《我父》，這盛滿一藤箱的手稿，舅公傳給了我，我就像繼承了一個做不醒的夢。好在這個夢富有趣味，兼有鴉片的昏沉和芬芳，適合我這種閑逸、懶散的學者。歡君給了我不小的支持，她的樂觀、俏皮，消解了長時間研究手稿帶來的煩悶。她說：“切莫苦自己，曆史既然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嫁得出去也就可以了，像我這種沒心沒肺的家夥，不是還有人要嗎？”她回重慶省親期間，我飛到波士頓，去哈佛東亞文化研究所查閱了大量明清檔案，其中多為私家筆記，並在一些同門師兄弟的幫助下，推測出了手稿何以會在1765年的秋天，交到托蒂·皮耶羅神父的手中。——這一點，在舅公的研究中，尚是一個空白。
朱朱，手稿的女主人公\/講述人，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時候，她還是個少女，年齡不會超過十八歲，在紫禁城的大火之夜，她同時失去了我父和雙目的視力。一個叫德呂爾·德呂翁的傳教士（國籍不詳）拾到她，並收養了她，她在手稿中，稱他為“我的養父”。德呂翁由於精通天文學知識，在明、清兩朝，均官拜禦前曆法官，在欽天監供職，這使他所受的禮遇，遠遠高於其他西方同行。他卒年不詳，如果康熙二十八年手稿撰寫的時候，他還活著，應該已在百歲之上了。作為瞎眼老婦的朱朱，後來也下落不明。就我所知，在曆史中不明不白失蹤的女人，給我印象深的隻有兩個：一個是兩宋之交的李清照，一個就是明清換代的朱朱。這部手稿後邊的潦草附錄中暗示，由於發生了她和史學家之間那件不為人知的事情，她本來是要怒而焚稿的，但火焰的灼痛（一定還有別的什麼）讓她改變了念頭……朱朱留下的最後一個有物證的蹤跡，就是把手稿送到了她養父的一個學生H（姑且稱他為H）的家中，請他“封存”。H曾從德呂爾·德呂翁那兒學到天文學知識，得以在欽天監服務。H臨死前，又把手稿傳給了自己的學生P（也姑且稱他為P吧），但並沒有多做交代，隻囑托“收起來”。這已是康熙五十四年之後的事情了，郎世寧已抵北京，並已經給康熙皇帝敬獻過金雞納霜，有效地治好了陛下的貴恙：瘧疾。此後，他正式在宮中畫像兼行醫。P和郎世寧成為了摯友，P對漢字和宮闈秘史都知之甚淺，就把“收起來”的手稿作為藝術品，贈送給了作為畫家的郎世寧。
朱朱當初把手稿交給H神父封存。封存，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她沒有說，迄今也沒有人能猜到。然而，這部手稿在輾轉過程中，還是泄露了一絲風聲，並被敏感的人捕捉了下來：浙江寧波天一閣藏書摟的書目中，有關於明遺民的大量筆記，其中一部《燕山龍隱錄》，赫然標著“亟待搜尋”的字樣。我以為，《燕山龍隱錄》，極可能就是這部手稿本來的名稱。
郎世寧是繼利瑪竇之後，在華最有影響力的傳教士、藝術家和中國通。他能意識到《燕山龍隱錄》的重要性，卻看不到它可以麵世的那一天。在珍藏了手稿大約四十年之後，他在行將就木之前，把手稿通過托蒂·皮耶羅神父，帶到了海外。之所以要偷偷放在盛桂花糕的籃底，我推測，是他實在不知該向皮耶羅交代什麼話。就在這持久的沉默中，《燕山龍隱錄》隨皮耶羅開始了比他的歸鄉之旅更為漫長，也更為曲折的語言、地理的大遷徙：它在時間中改頭換麵，幾乎讓人無法辨析真相。
歡君返美後，對我研究出的這一結論頗為驚訝，連聲誇我，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幾乎讓我受寵若驚。當晚大吃大嚼她做的熱辣辣重慶火鍋時，她慨然表示，如果我有誌把《我父》回譯為中文，她願意盡其所能地協助。大喜之餘，我用啤酒把自己灌醉了。但是，從法語回譯這部手稿，遠比我們所能想象的更為艱難：我在法語上下過功夫，閱讀沒有大礙（歡君也能讀讀），但畢竟不是我的母語。歡君的母語是中文，但她的曆史知識還停留在高中階段；我雖然專治中國古史，對漢語的種種奧秘，卻還隻能意會、拙於言傳。我倆綁在一塊，從表麵上看，自有許多優勢，我可以對著法文手稿和葡文夾注，用英文誦讀，歡君則用中文記錄，事情就這麼簡單。然而不然，為了從兩種語言（實際不止兩種）裏找到相互準確對位的詞，我倆摳破了頭皮。語言猶如叢林，一旦身陷其中，發現處處歧路，舉步維艱。而歡君對維護漢語精確性的倔強，和我對漢學知識的自信，經常鋒芒相對，各不相讓，發展到極端，就是冷嘲熱諷，惡語相向，中美關係，時時麵臨危機。為了打破僵局，——有時候會持續一天或者一周——我隻好以和稀泥的方式尋求解決，而她這時也禮讓兩分，於是我們就此在一個詞語上達成並不心甘情願的妥協。暑期，為了這件自找麻煩的事情，我們甚至放棄了旅行，終於在上個禮拜五的晚上（後半夜），把一箱子蝌蚪文，統統變成了方塊字。
然而，我們還沒來得及喝杯早茶（峨眉竹葉青）來慶賀一番，就沮喪地發現，回譯出的這部手稿，每一個漢字我們都認識，卻是無法卒讀的：它情節枝蔓叢生，細節如荒草亂長，涉及的人物不僅眾多，而且性格破碎，前後多有矛盾、抵觸，在曆史的拐點，常含著不合牌理、不合邏輯之突變，更有波詭雲譎、相思如灰，讓人讀得時而悲咽無語，時而又一頭霧水。這固然與瞎眼老婦恣肆汪洋（或曰信口開河）的講述方式有關，更因為它的母本也僅僅是一部未經整理、修訂的原始文稿。加之，它在語言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轉換中，留下了不計其數的誤譯、漏譯、揣測、武斷的增添與刪節，總之，它千瘡百孔，如畫在絹帛上的一幅古代地圖，反複被蟲咬過，又反複被人按臆想重新編織和塗寫，最後，圖上標示的點與線就全亂了。
這意料之外的打擊，把我們打蒙了。在長時間的無語後，還是我勉力支撐了起來。我指著桌上、地板上，堆放的一小摞一小摞書稿，啞聲說：
“這是帶給人無限麻煩的書。”
歡君哭兮兮地說：“我同意……”
“無限的煩惱，無限的時間。”
“我同意……”
我做了個有力的手勢，說：“讓我們把它忘了吧。”就俯身把書稿撿起來，抱到屋外的草坪上，摞起一座山。在我掏打火機的時候，歡君跟了出來，向我背誦了她喜歡的一個哲學家（我懷疑是個小說家）的一段話：“一本無限的書在燃燒時也許同樣是無限的，因而會使這個星球被煙所窒息。”她臉上沒有了淚痕，調皮地看著我。
我把打火機扔了。我倆都同意再給它尋找一次機會。我和她都不忍心說出那句中國俗話：
“死馬當活馬醫。”
何先生，歡君向我推薦的醫生就是您。
請原諒我的冒昧，因為我找不到其他人了。也請恕我直言，您也許並不是最合適的人，卻是我能夠找到的人。歡君之所以向我推薦您，是基於以下三個理由：
一、對校友的信任。
二、您受過曆史學的基本訓練。
三、您是一位作家，寫過李清照南渡這樣的小說，曆史、文學在您的寫作中如影隨形。歡君問過我：“讓一隻古代瓷盤的殘片重新複原為瓷盤，靠什麼？”我說：“膠水和石膏。”她說：“大錯。是想象力。”這句話，幫助我下了最後的決心。
何先生，現在我和歡君掌握的，就是一堆（又一堆）語言的殘片，而您手上所有的，即膠水、石膏和修複術。我誠摯地邀請您加入我們的工作，把它修複為一本可以清晰、流暢地閱讀的書。我們不指望這本書能給曆史和文學構成顛覆或某種大的貢獻，隻乞盼它能夠被完成。懷胎十月就很艱辛了，而我們還一直處在難產的境遇中。您的加入，也許能把這孕育了三百年（或者更長）的老孩子，催生出來，放還於人間。
我和歡君都期待著您的（慷慨的）回應。
您誠摯的
宇文長安（Stephen King）謹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