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那部手稿，事情的由來是這樣的：
去年聖誕節前夕，我奉母令偕歡君前往葡萄牙北部，探望在群山環抱的小鎮保萊塔修道院擔任神職的舅公吉爾伯托·西芒。舅公已過九旬，又高又瘦，一頭紅發，臉色蒼白，極符合中國古人對紅發夷鬼的想象。他精通七種以上的語言，博覽群書，頗似那種“不出門、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的智者。五歲的時候，我首次隨母拜訪他，他給我講述了一隻從石頭裏蹦出的猴子擾得天下大亂的故事，讓我聽得激動不已。後來，我知道了這就是《西遊記》——這也是我頭一回聽說世上有“中國”。大一時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念人類學，暑期漫遊歐洲，再次見到舅公。他問我，第一個對中國發生重大影響的西方人是誰？我不假思索就回答，自然是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了。但他否定了我的回答，他說，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依照舅公的說法，馬可·波羅對中國影響甚微，他的作用隻在於喚起了西方對東方的想象；而利瑪竇則改變了中國，他帶去了上帝和數學這看似對立實則和諧的兩束光亮……舅公無力改變中國，卻改變了我，他送我一部《利瑪竇中國劄記》，誘我走上了漢學之路（我多次懷疑，這是否是一條歧路？）。
後來，我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古董店閑逛時，發現了一卷裝在檀木匣中的紙卷。紙是宣紙，西方人稱為稻米紙，原本鮮潤的米漿色已經黯淡了，寫在紙上的字卻還是娟秀嫵媚的，如一個個羞澀的處子。那時候，我認識的漢字還不多，隻能依稀感覺到，這是一封從明代皇宮中偷偷寄出的信，寫滿了思念、憂傷和疑惑……信末有一小塊暗紅的印記，起初我以為是印章，卻沒有發現印文。我請教店老板，他說，是寫信人刺血按下的手印。從那以後，一直到現在，我隻要一聽人說起“明代”，眼前浮現出來的，首先就是這一小塊胎記一樣的血跡。這卷書信標價太高，我買不起，然而，它卻成了我和明代相遇的開始。
這一次重返保萊塔，舅公和我都明白，我們沒有機會再見麵了，他老而又老，看起來就像是一尊石雕。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形象則接近於不朽。由於歡君的出現，使我們的交談多了若幹樂趣，也自然談到了許多有關中國的事情。後來，他向我們贈送了這一部手稿。
確切地說，這不是一部手稿，而是一藤箱業已泛黃的紙頁，寫滿了密密麻麻的蝌蚪文、象形文、奇怪的符號和圖案，夾雜著數不清的注疏與考辨，它們淹沒意義的主體，就像雜亂的林木淹沒了河穀：它幾乎無法被閱讀。但對它的來曆，舅公做過細致考證，以及多種推測，使對它的敘述有了比較清晰的脈絡：
1765年10月，一個在北京宣武門南教堂供職的意大利傳教士托蒂·皮耶羅，獲得南巡歸來的皇帝恩準後，在北運河的終點大通橋碼頭登船，啟航返國。彼時的運河兩岸，槐樹成林，落葉紛飛，送行的人中，有一個高鼻深目的顫巍巍老者，即皮耶羅在華的最著名同胞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郎世寧親手送上了餞行的禮物：一竹籃的桂花糕。桂花糕金黃酥軟，宛如把整個北京的秋色都盛放在了籃中。皮耶羅隨即經北、南大運河，出杭州灣駛入東海，在澳門短暫停留後，開始返回祖國的漫長航程。——這一年在手稿上記載明確，如您所知，即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恰逢盛世。然而，老皮耶羅已年過花甲，看到了盛世後的淒涼；還有鄉愁纏綿（鄉愁是無須理由的），他於是隻身辭別了。籃子裏的桂花糕作為茶點和鄉誼的象征，雖然不忍，但還是在三天之後吃完了，——籃子底部，露出了用絹帛包住的這部手稿，確切地說，是這部手稿的原始中文本。
次年，郎世寧作為備受恩寵的宮廷畫家，在北京去世，享年78歲。乾隆皇帝追封他從二品侍郎銜，厚葬於阜成門外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和他同在一處為伴的，有青草中的蛐蛐兒，他沒有說出的秘密，以及1610年即萬曆三十八年去世的利瑪竇。——這件事情，對尚在大海中展閱神秘手稿的托蒂·皮耶羅來說，永遠都不會知曉了。
手稿篇幅龐雜，內容詭譎，牽扯到這個世界上最大帝國四代皇帝、無數人的命運。托蒂·皮耶羅神父在長達一年，也許比一年更長的旅途中，把手稿翻譯為了拉丁文和意大利文。船在他的家鄉那不勒斯灣靠岸時，他覺得自己已快被鹹風吹成了鹹肉幹。在那不勒斯灣的小漁村，托蒂·皮耶羅神父隱居起來，以沐浴陽光和修訂這一部（其實是三部）手稿，消磨了三十餘年的時光。然而，這部手稿郎世寧從何得來，又為什麼要交由他帶出海外，托蒂·皮耶羅神父始終都弄不明白。1798年1月的某個早晨，他夢見了差不多業已遺忘的郎世寧推窗進屋，白發披肩，兩眼迷惘，對他欲言又止……醒來後，他雙眼噙滿了淚水。隨後，他就騎著毛驢，頂著冷颼颼的風，去梵蒂岡朝覲了教皇庇護六世。彼時，全意大利正忙於應付拿破侖的征戰，當皮耶羅向庇護六世陳述有關中華帝國和郎世寧的事務時，教皇顯得有些心不在焉。但後來，皮耶羅還是以哆哆嗦嗦的手，呈上了這部手稿的拉丁文本。手稿被教皇接受以後，很快就束之高閣了。我有理由推論，它沒有被認真地閱讀過。因為就在該年的二月份，拿破侖的大軍攻破羅馬，俘虜了庇護六世，建立了羅馬（台伯爾）共和國。好在沒有史料表明，拿破侖清洗過教皇的私人檔案庫，這使手稿逃過了一劫。今天，如果梵蒂岡的檔案庫可以對外開放，這部手稿我們應該不難查找到它：在皮耶羅神父留下的殘破劄記中，記載了他給這部拉丁文手稿取的名字：《龍之秘史》。
手稿的中文原始本，托蒂·皮耶羅則捐獻給了佛羅倫薩的達·芬奇博物館。中文手稿的墨跡都寫在柔韌的宣紙上，隨情緒的起伏，時而工致似春閨婦人，時而狂亂如驚馬奔騰，神父認為，所謂書法，即東方藝術之極至。據神父的殘破劄記記載，中文的手稿名共有五個字，其中一個是“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發現《……龍……》消失了。關於它的去向，流傳有兩種說法，一是墨索裏尼為了討好希特勒，把《……龍……》作為重禮相贈，後來毀於1945年盟軍對柏林的春季大轟炸。一是盟軍占領佛羅倫薩的當天傍晚，一個穿盟軍製服、戴鋼絲邊眼鏡的上校參謀驅車來到博物館，把《……龍……》借走，從此神秘失蹤。（1945年之後，盟軍在他們用槍征服的歐陸各地，又用玫瑰、殷勤，或其他意想不到的方式，領走了許多姑娘以及別的財富，其中一個漂亮的葡萄牙少女蘇姍娜，即是我的母親。）前邊兩種說法，都近於小說家言，無法查實，唯一可信的是：它的確找不到了。
隻有托蒂·皮耶羅神父翻譯的那份意大利文手稿，以另一種方式流傳了下來。他給這份手稿取了一個簡潔而又中立的名字：《言辭》。神父在小漁村中，以《言辭》為伴，打發最後的暮年時光。1800年5月，拿破侖揮師四萬翻過阿爾卑斯山，再次向南侵入意大利全境。在這支隊伍中，有一個二十出頭的隨軍神父讓·雅克·阿諾，栗色卷發，麵容姣好，且耽於幻想，讀過《馬可·波羅遊記》，對東方抱有極大的熱情。為此，他專程趕到那不勒斯灣，拜訪了老皮耶羅。在這兩個老少神父之間，有過多次的秉燭長談。在征得後者的同意後，阿諾用法文抄錄了《言辭》全稿，並重新給予了命名：《我父》。“我父”，是手稿的女主人公在滔滔的言辭中，一開始就提到（並將時刻提到）的一個人，他，意味著時光的重現。抄錄工作接近完成的時候，托蒂·皮耶羅神父無疾而終。阿諾忠實地執行了老神父的遺願，按中國的習慣，將《言辭》作為紙錢，在他的墳前焚化了。托蒂·皮耶羅對讓·雅克·阿諾的影響之一，是使他脫離了軍隊，遠遠地跑到西、葡邊界葡方一側的修道院避居起來，並給自己改了一個葡萄牙名字，若澤·亞馬多。
何先生，我想您已經能猜出來，這個地方就是葡萄牙北方僻靜的保萊塔。
《我父》在保萊塔修道院被曆代神父翻閱了近二百年。從各種意義上講，它都遠非一部聖賢之書，也和上帝的教義不相吻合，但是它非常有趣，而且不能被完全釋讀：這就構成了對閱讀者持久的挑逗，讓你欲罷不能。何況在磚石壘砌的修道院中，靜謐得能聽見黑袍和陽光擦過牆麵的聲音，這兒有的是用不完的時間。如中國古人所言，不做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每個神父都在手稿的空白處寫下了一些感想，或者猜測。由於它在語言上由中文—意大利文—法文進行了三次轉換，這就使理解產生了若幹歧義。還有，母語非法語的人，則可能對某個微妙之詞，進行自己的詮釋甚而篡改。手稿的容量越來越大，不同的筆跡和心情，都在字裏行間擠壓著和膨脹著。若澤·亞馬多走得最遠，據我的舅公說，他把閱讀《我父》的感受，寫成了一部史詩《舊宮殿》。某個四月的上午，他站在平台上一邊眺望國境線北側的西班牙春色，一邊梳理自己栗色的卷發，這時雷電猝然擊中了銅梳，他倒地死去，年僅27歲。遵照他的遺囑，《舊宮殿》至今還被鎖在地窖深處的一隻鐵匣裏，和修道院秘藏的香檳、葡萄酒為伴，不與世人分享。
我的舅公吉爾伯托·西芒神父，則沒有詩人氣質。相反，他的一生所為都很謹慎，凡事講究精確與邏輯。這跟他從小鍾愛數學有關。十六歲時，他在不借助任何演算工具的情況下，把圓周率推到了小數點後13位，一時被半個葡萄牙誇為天才。但此後，他在圓周率上耗盡十年的心血，都未能跨過“13”。“13”，似乎讓他從中看到了某種重要的警示！震驚之餘，他終於拋下數學，披上黑袍，皈依了上帝，成為一個端莊、樸素的神父。也許可以說，他是該修道院極少數真正沒碰過女人的神職人員之一。不過，受數學的影響，他一輩子都在關注天象，那些寫在人類頭頂的神秘的點與線。我尚在兒時，他就對我說過一句難忘的話：“我們今天肉眼所見的星星，很多在萬年之前就已毀滅，我們看到的，隻不過是它們穿過時間而來的餘光。”吉爾伯托·西芒神父從星空獲得的啟示，使他對一切業已消失的事物，都充滿了隱秘的熱情。在這種熱情的支配下，他把《我父》的手稿把玩和考訂了大半輩子。但是，在去年聖誕節的早晨，窗外飄著雨夾雪，他靠著壁爐，啞聲告訴我：“我基本上失敗了……我沒能廓清這部紛繁的手稿，我在紙上留下的眉批和夾注，可能還給它增添了麻煩……唯一有用的，是我推測出了它的來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