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reference_book_ids\":[6926351771363183629,7127581580834376741,7023706544973892616,7216652315766295612,7077748986911656973]}]},\"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勇闖上海灘
1934年，這是董竹君和夏之時分居生活的第五個年頭。夏之時特地依約來到上海，約董竹君在滄州別墅談話。夏之時此次前來不過是想勸董竹君帶著孩子回四川，夏家若是少了董竹君這般能幹的媳婦，終究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對董竹君來說，離開夏家始終是正確的選擇，即使當時她的父親舊疾複發臥病在床，而夏之時承諾她隻要回川便拿錢給她父親看病，她也不願再回到那個封建家庭中，受盡身心的欺壓！因此，她堅決要與夏之時離婚，再也不回夏家。
往日在夏家受盡苦與痛，她都可以忍受，因為她知道，她還愛著她的丈夫，而她的丈夫也十幾年如一地愛護她，至今未曾娶一個姨太太，這是董竹君感到欣慰的事情。然而，度過患難、度過喜樂之後，他們終究是分開了！
雙方談定離婚事宜之後，一同去上海律師事務所簽訂離婚協議。而董竹君當時所提出的條件幾乎震撼了在場的律師，至於夏之時，在那一刻，也許曾有一絲悔恨！這兩個簡單的條件是：
“其一，分居時候，講好按月彙貼孩子的生活費用，然而五年來未見分文。孩子父親是有錢人，不要再像以前那樣不彙分文，讓孩子們長大成人，隻知其母不知有父。”
“其二，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我若有個意外，請求他念兒女骨肉，夫妻多年情分，繼承我的願望培養他們大學畢業。”
除此之外，董竹君再無條件，在座的離婚證人聽完個個熱淚盈眶。那一刻，夏之時竟走到董竹君麵前與她握手，“竹君！今天才知道你的人格。你所提出的要求，完全可以辦到。”
夏之時是時至今日才知道董竹君的人格嗎？早在她十五歲赤手空拳獨自逃出堂子那時，他就當知道，他的妻子不是一個懦弱的人。她有獨立的人格，她可以像一個男人那樣去創辦實業，在那個時代，董竹君就是女權運動的先驅！
離婚之後，告別那種虛無的富貴榮華，她往後要走的路將充滿艱險困窘，可她心裏懷著玫瑰色的夢，即使失敗也不悔。
這一刻，董竹君是一個最快樂的人，她戴上玫瑰色的眼鏡，看到不同往常的傳奇與歡愉。離婚之後，她不是墜落無依靠的深淵，而是重拾希望，堅定目標，她知道生命的意義在哪裏，並會為此而勇闖上海灘。
每天睜開眼睛，她看看孩子，看看周圍的人，她就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重獲人生的自由之後，她看到的是願景中的未來，亦是她想要拚搏的未來！
這種重獲新生的感覺，正如她自己所說的，如同穿著五彩繽紛的外衣，而實是遍體鱗傷的小鳥又悲又喜地再次跳出牢籠。她能按著自己所選擇的方向，自由地飛翔，看天是藍的，看海是闊的，看人世是痛並快樂的！
至此一別，夏之時並未輕易放過她，她想要過上好的生活？這是夏之時所不允許的。他想以此要挾她回川。
不由得想起唐朝人的放妻協議，“凡為夫婦之因，前世三生結緣，始配今生為夫婦。若結緣不合，比是冤家，故來相對；即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諸親，各還本道。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嬋鬢，美掃娥眉，巧呈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解怨釋怨，更莫相憎。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夏之時做不了“各生歡喜”，他憎恨董竹君，若是用愛越深，恨越多來解釋，那麼董竹君寧願夏之時對她再無半分情義，互為陌生人也罷。這樣，或許他還不會一直想致她於死地。
離婚協議明確指出，夏之時要在生活上給孩子一些補助，可是他回到四川之後，繼續打牌抽大煙，一文錢都沒有彙到上海。就算沒有在生活上給予董竹君一絲一毫的幫助，也不該致電親朋好友誣蔑董竹君隱匿款項，勸告他們不要救濟董竹君。不但如此，夏之時還告發文興哲和張景卿是共產黨員，請當地政府迅速將他們逮捕。
他的最終目的就是設法將董竹君拘禁，迫使她把孩子送回四川。
董竹君不幸的是有此前夫，所幸的是當時社會上的人並沒有聽信夏之時的話把董竹君拘禁，因為他們知道董竹君為人坦誠，並非夏之時所言那般惡毒。
曾經在成都與董竹君相處過一段時間的戴季陶，把好友夏之時交給他的信轉交給董竹君。
夏之時寫信給戴季陶無非是想通過好友追回那莫須有的款項，董竹君根本就沒有私藏夏家錢財，談何把錢如數彙回四川呢？
他一直強調是文興哲和張景卿使董竹君墜入迷途，他才是永久愛董竹君的人，若是董竹君能醒悟過來，帶著錢和孩子回四川，他將不再追究。若是董竹君不願回四川，她可以留下一些錢日用，但其餘的錢必須彙回四川，並且孩子也要送回去。最後，夏之時放下狠話，若是董竹君不知悔改，繼續隱匿款項，並不肯送回孩子，則以夏之時的名義正式將其驅逐逮捕迫其交出孩子。
對於夏之時的誣蔑，董竹君火氣攻心，即使是十幾年的夫妻，又怎至於此？這事發展至此，她唯有勇敢麵對，當即應戴季陶的邀請前往南京。戴季陶夫婦待她極其熱情，情真意切地給她分析帶著孩子和雙親闖上海灘是極其危險的事情。既然她不想回四川，往後的路如此長，如何立足。勸誡到此，戴季陶夫婦極力勸董竹君加入國民黨，這樣還能獲得政治資本的支持，要闖上海灘也容易些。
政治對於她來說，是不可輕易觸及的事情。即使她有創辦實業的勇氣，可是政治終究是不一樣，於是她委婉地拒絕了戴季陶夫婦的建議。
離開南京之後，她回瀘途中去探望了高槐川先生，並把她和夏之時離婚的經過告訴他。當談及夏之時在離婚之後寫信誣蔑她私藏財產的事情時，當真是痛心疾首。怎麼能說她卷款潛逃呢？在上海舉行文明婚禮之後，她就是夏之時的妻子，加上在合江老家再次舉行了名正言順的婚禮，由此看來，在法律上，董竹君於禮於法都應該分得夏家的財產。如今，夏之時不但不給分文補貼，反而誣告董竹君卷款潛逃，可笑至極！
在董竹君為生活擔憂的時候，夏之時想方設法軟硬兼施地逼迫董竹君帶著孩子回四川。眼看著董竹君無視夏之時的栽贓誣蔑，夏之時唯有再次寫信給董竹君，試圖讓她改變初衷，重回四川。
在第二封信中，夏之時先以情動她，十七年的夫婦關係，如此走到這個地步，他把一切都歸咎於文、張兩人的誘惑。
“而我愛君之旨，憐恤之心，仍與當年未稍減也，君其如何”，夏之時在信中字字句句袒露對董竹君的愛憐，他欣賞董竹君的勇力與智慧，她的過人之處，作為她的丈夫，夏之時又如何不懂。
董竹君責備夏之時不以兒女教育為重，更是置家庭垂危於不顧。這些都導致董竹君學著孟母，毅然帶著孩子去瀘讀書。其實，夏之時亦並未全然不顧家庭，他曾不惜重金為兒女請家庭教師，董竹君創辦實業亦是得以夏之時的支持。然而，種的因結的果，如今挽回已無當初的真心實意！
與董竹君分居三年之後，夏之時寫信來質問董竹君，“究不識計劃商業成乎？所辦工廠成乎？女兒學問成乎？社會革命成乎？名譽較前優乎？娛樂較昔勝乎？生活較家快乎？文、張有以助君乎？文子果大器乎？文、張之為人如何乎？交識朋友盡如君乎？以及我君所懷之目的，有一達乎？”
對於夏之時的質問，董竹君滿是滄桑的臉龐，哀傷而堅定。當夏之時試圖以往日溫情引她再入火坑時，她是清醒的。她感激當年夏之時救她出堂子，並給予她愛情，送她去日本留學；回國之後，夏之時教她處理家政，給她教子、處世接物等機會。
算起來他們至今已是十九年的夫妻，有兒女五人，且曾甘苦與共。在一一細數過去的溫情之後，夏之時提出以下幾條建議：
其一，念及夫妻感情，重視孩子前途，帶著女兒回川生活。
其二，如不回川，可為她在合江置田養老，但他的紀念品必須送回。
其三，若董竹君不願回川，則國瓊可由她主嫁，但不能與文興哲結婚。其餘三女托人送回川，她可隨時回川，但不能出軌。
夏之時所要求的事情，董竹君一概不理，情急之下，夏之時竟企圖謀害她。“一二八”事變不久，董竹君在上海因政治關係被捕入獄。在入獄期間，夏之時不僅不設法相救，還在她釋放後，向四川軍長範紹曾告密說董竹君是共產黨員，托他設法誘她去杭州遊玩，並把她推入西湖淹死。幸好當時範紹曾和楊虎商量，楊虎敬佩董竹君的為人，非常不讚同範紹曾去殺害她，範紹曾才把這件事情擱置不顧。
夏之時作為一個富裕的封建老爺，閑時就想辦法不讓董竹君好過，可董竹君在上海灘雖然過著拮據窘迫的日子，卻絲毫不願低頭。她絕不願意去求助夏之時的朋友，隻想自食其力。
從上海到日本、到四川，最終她還是回到了上海這個充滿魔力的地方。而夏之時，從四川到上海、到日本又回到了四川。他們終究是要分開了，愛情若是沒有了平等，談何眷戀。
上海灘的十裏洋場，在張愛玲眼中是繁華、是才華展現的魔地，可在董竹君眼裏，上海這個地方，不是生就是死，除了咬緊牙關上進之外，別無出路！
她想投身社會活動，專心培育孩子。可是經濟上的難關讓她寸步難行，夏之時不給孩子讀書的費用，她唯有把一些值錢的東西拿去當鋪典當。
在店鋪麵前，她猶豫躊躇，卻不得不邁步進去。如今，她除了當一些東西救急之外，當真是無路可走。
而她與夏之時的孽緣，但願能畫上句號。此後最好不相誤，如此便可不相負。即使曾經有過美麗的相遇，也但願此後最好不相見。若是老後，也但願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現在最好不相愛，如此便可不相棄。
為了未來，故來與君相決絕，免得日後蹉跎歲月！往後的日子裏，是風、是雨，還是風雨兼程，她都會一如既往地往前走！
創業新生活
董竹君常常念著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一首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首詩對於她來說真的很重要，這其中的“自由”不是一般的自由，而是擁有獨立的人格，她的獨立是為了個人也是為了孩子的教育發展，從更長遠來說，她的獨立是為了喚醒更多女人的獨立。
身在上海打拚的董竹君想起昔年在川看過的一些文藝書籍，其中便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董竹君感慨命運的相似，她的丈夫和娜拉的丈夫一般，是一個偽善的封建衛道士，於是她像娜拉一樣從家庭出走。她有的是毅力，她相信隻要肯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她照樣能立足上海灘。
然而，娜拉出走後就沒有了下文，那董竹君呢？是不是也會淹沒在人流中？
董竹君是一個愛國之人，有民族大義，她希望中國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控製，若是國家獨立，能夠繁榮民主富強起來，那麼人處於社會中就擁有更多的權利。然而國家的富強，需要千千萬萬的子民去擁護，那麼她願意站出來，站出來去擺脫封建的束縛，靠自己的能力在社會上生存下來。
在這個大上海，董竹君接受到更多的新思想、新文化，她孜孜不倦，在創業的同時也在思想上與時俱進，甚至超前一步。
回味著過去種種，董竹君陷入了沉思。自記事以來，隨著自身生長過程和生活本身的體驗，她漸漸懂得什麼是饑餓、貧窮、侮辱與不公平！在政治、經濟、社會方麵，董竹君親身體會到什麼是壓迫、損害、墮落、汙辱，以至於什麼是愛情，什麼是罪惡！
董竹君見證了軍閥專橫，禍國殃民；貪官汙吏，瘋狂斂財；封建帝製，荼毒百姓；從辛亥革命起到“北伐”這一係列的偉大運動，都給她很大的影響和啟示，使她的眼睛一天天地更明亮起來，頭腦一天天地更清楚起來。對於“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從本能上起了共鳴。身處昏昏濁世，但她對未來的路看得更加清晰明了。
1930年，在上海的董竹君經國瓊的音樂教師張景卿介紹，認識了四川女共產黨員鄭德音和蒲振聲。又通過鄭德音認識了她的胞弟鄭誌，這個人是靠近共產黨的進步學生，為人真誠坦率，乃是一個熱血青年。
董竹君與鄭德音和蒲振聲一見如故，在一起相談甚歡，不久就情同姐妹。她們思想同樣進步，有文化，有見地，有著共同的語言，渴望救國。她們由衷地佩服董竹君，能走出夏家，獨自在上海打拚，這給了董竹君很大的鼓勵。而董竹君有了交流的同路之人，她們討論高爾基的《母親》，感受到當時自己母親受辱時生氣的那種心情。
董竹君坦言，初看《大眾哲學》《曆史唯物論》時，激動得徹夜難眠。深讀書中的精妙，她認為這其中可以給窮人找到出路，飲水思源，董竹君出生貧苦之間，不會忘本，她始終心係著底層的人民。
在新思想的碰撞下，終於擦出了火花。董竹君說到了讓她們極為開心的事，從書中考究，深入研讀舉一反三。她明白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後來的三民主義，並不能真正解決底層平民的窘境，漸漸地，她開始相信共產主義。這是董竹君重大的轉變，從這開始，再沒有變過。
董竹君深知一個人單槍匹馬很難為革命做一些事情，於是她想加入共產黨，一起投身革命的事業。
鄭德音和蒲振聲欣喜萬分，但知道董竹君如今拖家帶口，生活艱難，勸她回四川拿一筆錢回來再進行革命事業。
對於朋友的勸告，董竹君拒絕了。她不能再回四川，如今好不容易走了出來，若是再回到那個閉塞的地方，那麼孩子的教育如何保障。若是孩子的未來沒有前途，她這個做母親的就是失敗，一個人連自己的家庭都照顧不好更談何去投身革命事業呢？況且若是回去了，不但錢沒有拿到，反而會被夏之時淩辱。她是何等的剛強，即使夏之時不肯給予分文生活用費，但她從不去求他，如今要她回四川更是不可能！
董竹君意誌十分堅定，即使生活再苦，她也不能帶著孩子回四川，到時候孩子又走上她的老路，這是她不能接受的，不能讓孩子毀在那個封建大家庭中。苦？苦又如何，即使做苦工也能養活一家，而如今精神上的自由滿足，自由的呼吸，又豈是金錢能衡量的？
鄭德音和蒲振聲二人得知董竹君不肯回四川，無奈之下隻好帶著她去法租界尋找共產黨人李先生。李先生得知了董竹君的近況，便勸她先從經濟上找出路。入黨後流動性很大，那時父母如何供養，子女如何撫養都是問題，言下之意董竹君不適合入黨。董竹君提議，入黨後也可以經商，可是這位李先生隻是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