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清廷首次整頓西藏經濟秩序。
3 把西藏地方的財政大權收回，由中央進行監督管理，並實行財政補貼。
4 實行廣泛的蠲免賦稅政策，減輕西藏人民的負擔。如廢止私用烏拉差役，減輕農牧民的徭役負擔。清除不合理的差稅，減輕邊寨人民的負擔。蠲免曆年積欠賦稅錢稅，撫恤賑濟災民。核查官莊各項定額，限製領主代理人剝削超額地租。
5 改革地方幣製，自鑄西藏銀幣。促進西藏經濟和貿易的繁榮發展。
6 改革對外貿易政策，由駐藏大臣合理管製內外商貿。
7 對貿易實行合理課稅，增加財政收入。注重利用外貿服務西藏民生。
8 改善藏軍的後勤供應，減輕西藏地方的財政負擔。
雍正年間，在鄂爾泰主持下，在雲南、四川、貴州、廣西、湖廣等地區實行“改土歸流”。這是一次重大的社會變革，原是極具意義，然則後果難測。“改土歸流”後，原有土司的勢力仍是存在，而地方官征糧不善，雍正十三年便發生了大規模苗亂。
為平息這次苗亂，雍正下旨成立了辦理苗疆事務處，並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六省兵進行圍剿，然而，因文武將官不睦，指揮欠佳，日久無功，苗患日熾，鄂爾泰因此引咎辭職，削去伯爵。雍正本人對“以安民之心，而成害民之舉”的結局，亦有些猶豫不定，“大兵雲集，卻曠日無功”的局麵甚至是他準備接受張照所提出的“棄置”的想法，直到他駕崩，問題未得解決。
弘曆登基伊始，便表明決不“棄置”的態度，把扭轉苗疆形勢當做最緊迫的大事，立即著手部署。他於雍正去世的第二天曾言：“目前要緊之事，無有過於西北兩路及苗疆用兵者！”表明他對苗疆用兵的特別關注。弘曆原就會同親王、大臣在苗疆事務處辦理，其中情形原委尤為熟悉，很快就上手，且決心平定叛亂，告誡前線將帥速速平叛，若不然，“則伊等之身家不足惜，而貽誤國家軍務之罪甚大，朕必按法究治，斷不姑貸”。
八月二十八日，弘曆降旨招回撫定苗疆大臣張照，命湖廣總督張廣泗前往貴州料理苗事。
十月初二，又授張廣泗為經略，詔“自揚威將軍哈元生、副將軍董芳以下，俱聽張廣泗節製調遣”，使清軍前線指揮權完全由張廣泗統一掌握。
十一月，張廣泗抵貴州戰場，經一番調整後，向弘曆奏報清軍用兵數月未能進展的原因，弘曆接到張廣泗的奏折後，立即將張照、董芳、元展成撤職查辦，哈元生罷揚威將軍，以提督聽命張廣泗調遣，命張廣泗兼任貴州巡撫，集軍政大權於一身。
十二月，張廣泗率大軍至凱裏，命副將長壽出空稗，總兵王無黨出台營，自率大兵出清江之雞擺尾，三路大軍每路各五千餘人，同時並發。清軍連破上九股、卦丁等苗寨，燒毀叛苗巢穴。
乾隆元年正月，餘苗退入牛皮大箐。
弘曆繼位後，僅用一年的時間便徹底平定遍及貴州全省的苗亂。
乾隆深知苗疆叛亂是有一點官逼民反的意味，攻苗疆容易，守苗疆難，要想苗疆安定，必須先收買苗族人心。他收複苗疆後采取了幾項措施以撫慰苗人之心：第一，免除苗賦；第二，尊重苗俗。第三，實行屯田；第四，慎選苗疆守令，責令今後委任的官吏，必須公正無私，以減少苗民的抵觸情緒。乾隆這些因地製宜的措施，使得貴州苗疆基本上安定下來。
乾隆的軍事擴張給清朝增添了數百萬平方公裏的疆域，也帶來了許多少數民族——回部（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鄂溫克族和蒙古族。軍事擴張也占用了帝國龐大的國庫開支，這也成為清末國力衰弱，麵對西方列強時清政府束手無策的一個間接的原因。
乾隆帝雖然大力弘揚儒家文化，但也實行嚴厲的文化專製，其突出表現就是大興文字獄。乾隆帝時期的文字獄其數量、持續時間、受株連人數都為曆代之最，其造成的惡果可想而知。
乾隆帝的寵臣沈德潛因為寫過《詠黑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被指為大逆不道，當是沈德潛已死，卻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屍”。
舉人王錫侯，為了給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減，編了一本《字貫》。這種事情，在現在看來十分尋常。但是《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欽定”的，王錫侯擅自刪改，便被定罪，而且《字貫》沒有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諱。結果王錫侯遭到嚴懲，書板、書冊全部銷毀，經辦此案的江西巡撫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