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任正非在特別簡陋的科研環境下，取得了多項成果，其中他的兩項發明還填補了國家相關領域的空白。
1977年10月14日《文彙報》報道了任正非成功研製我國第一台空氣壓力天平的新聞，任正非至今仍保留著這份已經變黃的報紙。下麵我們來重溫這則刊登於40多年前的報道：
解放軍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術員任正非在儀表班戰士的配合下，研製成功我國第一台高精度計量標準儀器——空氣壓力天平，為我國儀表工業填補了一項空白。經國家有關計量部門鑒定，儀器設計方案正確，精度、靈敏度好。
空氣壓力天平是一種用來檢驗高精度儀表的儀器。過去我國的儀表工廠、儀表使用單位和檢驗部門檢驗儀表壓力、流量、液麵等，使用的是標準雙管活塞壓力計和充水、充汞單管壓力計。空氣壓力天平與雙管活塞壓力計和充水、充汞壓力計相比，不僅精度高，而且體積小，重量輕，用途廣泛，操作方便，而且對於消除汞害、改善工作條件也有很大的好處。這種儀表是最近幾年剛出現的，目前世界上隻有幾個工業發達的國家能製造。
由於貢獻突出，1978年3月，任正非還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成為6000名代表中最年輕的一個，同時也是軍隊代表中少有的黨外人士。
任正非出席全國科學大會回到部隊後，上級動員他入黨，於是他積極入黨，並享受技術副團級待遇。最讓他高興的是，在部隊黨委的直接關懷下，他的父親任摩遜也平反了，並擔任當地重點中學的校長。
任正非回憶說：“我在入黨前，兵部指派一個叫許國泰的記者來考察我。他調查完後給我們師政委彙報。他在調查我的時候，叫我跟他出去散步，我說先換個衣服。他跟著到了我的臥室，我在床下找襪子，聞聞哪個衣服襪子不臭就穿哪個，男孩都比較懶，換了衣服襪子就扔在地上。他看見我這麼盡心地鑽研技術，就告訴師政委他願意做我的入黨介紹人，師政委也說願意做我的入黨介紹人。就這樣，我加入了共產黨，走進時代的潮流。30多年以後，我再次遇到許國泰，他才告訴我當年他代表組織去調查我個人的曆史和表現時的情況。”
1982年，任正非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任正非的父親把兒子與黨中央領導合影的照片，做了一個大大的鏡框，掛在牆上，全家人都引以為榮。
任正非在大學期間主攻技術專業，而那時軍隊中最缺的就是技術人才，他因此而成為基礎工程兵中的佼佼者。
1983年，國家整建製撤銷基建工程兵，任正非以副團級技術幹部身份從部隊轉業（無軍銜）。十年的軍旅生活，任正非認為是自己最美好的人生階段，他對這支部隊充滿深厚的感情。
任正非坦言：“那時的夢想，就是希望在改革開放大裁軍之前，能夠得到一個中校軍銜再退伍，可惜沒有實現。所以一直到現在，我都是一個沒有獲得軍銜的退伍軍人。”
【故事點評】
十年艱苦的軍旅生涯雖然並沒有給任正非帶來多少物質利益和直接的事業幫助，卻深深地影響了他的人生信念，並鍛造了他鋼鐵般的意誌和腳踏實地、雷厲風行、吃苦耐勞的工作作風，培養了他淡泊名利、寵辱不驚的心理素質。在部隊堅持學習還讓任正非成為優秀的技術幹部，十年青春換來了最深厚的人生積澱，如果沒有這十年的軍旅生涯，也許就沒有今天的華為教父。
作為一個當過兵的人，任正非身上時時體現出軍人所特有的風格和氣質。他在華為實行半軍事化管理，讓華為取得了輝煌成就。也可以說任正非的這種行事風格和務實的工作作風深深影響著華為，給華為帶來了非同一般的管理思想和經營理念，練就了一支能打硬仗、戰無不勝的華為鐵軍。
被國企“炒魷魚”
1983年，任正非從部隊轉業到深圳南海石油集團公司所屬的電子分公司擔任副總經理，主要是做貿易。
剛轉業的任正非一腔抱負，本想在這個崗位上大幹一場，繼續為國家做貢獻。但商場和部隊完全不同，任正非為人老實、厚道，在部隊裏麵摸爬滾打已久的他一時之間適應不了爾虞我詐的商場，後來，任正非在一筆生意中被人坑了，公司200多萬元貨款收不回來，他因此被國企“炒了魷魚”。
損失200萬元貨款，在20世紀80年代可是一筆巨款啊！那時候，全國人均月工資不到100元。
2019年，任正非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過事情的經過。
那個時候有一家公司的副經理對我說，他可以憑關係買到電視機。我說好啊，那我們就去買，當時二話沒說就把200萬元貨款付給了人家。但後來，我們去找他提貨時，他卻說：“沒有電視機。”
當時，我聽到此話就蒙了！
我到他的公司查看，發現什麼都沒有，就是個典型的“皮包”公司。然後我就去追要這筆貨款。當時追要這筆貨款的過程很痛苦，我們的上級並不認同我們，覺得我們亂搞，就是不給錢請律師打官司，沒有辦法，我隻好自己去追討，要了幾次都無功而返，就這樣被公司除名了。
當時，為了保住這份工作，任正非還向公司領導寫了保證書，還表示不要工資，一定把200萬元貨款追回來，但是公司領導堅決要炒他的“魷魚”。萬般無奈之下，任正非隻好被迫離開了公司，成了一名無業人員，還背負了200萬元的債務。這讓他一下子跌入了人生的穀底。
回想起當初上當受騙、被國企除名的經曆，任正非說：“南海石油踹了我一腳，當時我充滿了怨恨，現在卻充滿了感激。如果一直在那裏混下去，現在我可能隻是國企的一名普通職員。”
【故事點評】
幾乎每個成功者的背後，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坎坷經曆。任正非被國企“炒魷魚”卻因禍得福，後來創建了華為。就這樣，深圳少了一個國企幹部，中國多了一個高科技企業的教父。其實，任正非是一個有著強烈社會責任心的企業家，他的人生境遇跌宕起伏，但他始終不屈不撓，終於成就一番事業。他以自己的個性、智慧、毅力，在中國企業發展史上創造出傲人的業績，也為世界信息與通信和智能終端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逼上梁山”
人們都說任正非現在很偉大，很了不起，但是可能不知道任正非當時是被生活所迫，逼上了“梁山”，才創建了華為公司。
任正非創立華為，起步的生意是代理電信設備，通俗地說，就是“二道販子”。這個“二道販子”，當時在林立的大象般的世界大公司麵前，無疑就像一隻不起眼的螞蟻。雖然不知未來道路如何，但那時的任正非依然豪氣滿懷地說出了一句話：“華為要成為世界級的電信製造企業。”
2017年1月22日，華為創始人、總裁任正非在達沃斯論壇上與BBC主持人對談，講述了自己的創業經曆。
我被南海石油開除公職後，背著一身的債務，家庭的重擔全都落在我的肩上，我的身體查出患有嚴重的疾病，去找工作，跑了幾家公司去應聘，都沒人要。
我失去了經濟來源，和父母租住在十幾平方米的小屋裏。陽台當成了廚房，生活陷入窘境。為了省錢，我的母親通常在菜市場收檔時，撿一些別人扔掉的菜葉、買便宜的死魚來維持最基本的生活。
在這樣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我麵臨著“活下去”的緊迫問題，於是創業成了我“逼上梁山”的選擇。
1987年，朋友介紹我做程控交換機代理銷售生意，但是當時在深圳成立一家公司需要注冊資金20000元，我從部隊轉業時總共領了3000元轉業費，沒有錢，我隻好去集資。
於是，我就找了5個合夥人，湊了21000元，在深圳的一間簡陋的民宅裏創辦了深圳市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主要業務是代理銷售香港鴻年公司的模擬交換機，以賺取差價。
1987年，華為公司誕生地1987年深圳市政府關於成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的批複為什麼當時華為的注冊資金隻有21000元？股東為6個人呢？
任正非解釋說，這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深圳當時要求公司的注冊資本不能低於20000元人民幣；第二，要求技術類公司至少有6名股東。
當時深圳市政府下發了一個“1987年18號文件”，目的就是要發展民營高科技企業。但是這個文件要求科技公司的注冊資本不能低於20000元人民幣，要有6名股東。華為公司的21000元注冊資金和6個股東都是任正非湊出來的。
2019年5月20日，任正非在接受德國電視台采訪時說：“華為公司創立時的6個股東其實有幾人隻是頂了一個名，沒有出錢。如果當時政府給我一個小官做，也許我就不會創業了，走從政之路，也許做到一個處長就退休回家釣魚。‘逼上梁山’以後，隻好走創業經商之路，畢竟我隻有這麼點錢。”
公司成立後，由於任正非把利潤壓得很低，生意做得非常好，市場占有率越來越大，但是在華為運轉得很好的時候，突然遭到了供應商的斷貨。被逼無奈之下，華為被迫自己研發、生產交換機。
1987年，我國的局用電話交換機總數量隻有405萬門，電話用戶不到200萬戶，電話普及率僅為0.38%，世界排名在120名之後，低於非洲的平均水平。當時，裝一部電話是奢侈行為，隻有少數人家才能享受這種便利，而此時距美國人亞曆山大·貝爾發明電話已經過去100多年，通信設施的極端落後，已經成為阻礙國民經濟大發展的幾大瓶頸之一。大規模、快節奏地推進通信設施建設，在當時的中國成為一項最緊迫的戰略任務。然而，在當時的通信產業領域，中國卻是一片空白，沒有一家稍微像樣的電信設備企業。在這種背景下，才有了後來的“以市場換技術”的重大決策。此時，全球範圍興起了一場信息技術革命。中國在通信領域的率先開放，既推動了我國通信設施的建設步伐，又實現了與世界信息技術發展潮流的對接。可以說，我國通信行業前景非常廣闊，這正是任正非毅然決然選擇自己研發程控交換機的原因。
任正非回憶說：“創辦華為的前幾年是在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起步的。由於請不起搬運工，拉貨的汽車到了，我們每個人都像搬運工一樣，扛木箱卸貨到倉庫，客人要貨時，我們再去裝貨。這個時期我的父母、侄子與我住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小房裏，在陽台上做飯。他們處處為我擔心，生活也十分節省。我聽妹妹講，母親去世前兩個月，還與妹妹說，她存有幾萬元，以後留著救哥哥，他總不會永遠都好。母親在被車撞時，她身上隻帶了幾十元錢，又未帶任何證件，是作為無名氏被搶救的。中午吃飯時，妹妹、妹夫發現她未回來，四處尋找，才知道她遇車禍。可憐天下父母心，一個母親的心多純。當時在廣東買魚蝦，魚蝦死後就十分便宜，父母專門買死魚、死蝦吃，說這比內地買的還新鮮呢！晚上出去買菜和西瓜，因為便宜一些。我也無暇顧及他們的生活，以致母親糖尿病嚴重我還不知道，是鄰居告訴我的。
“華為有了規模後，管理轉換的壓力十分巨大，我不僅照顧不了父母，而且連自己也照顧不了，我的身體也是在那一段時間累垮的。我父母這時才去昆明我妹妹處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奮鬥就會有犧牲。華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機會與責任，也犧牲了自己的健康。”
談起自己白手起家的創業經曆，任正非曾感慨地說：“我44歲創業是‘逼上梁山’，是因為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找條活路。其實，當初創業沒有我們想象的這麼浪漫，也沒有那麼精彩，更沒有什麼大理想，就是為了家人過上好生活。”
【故事點評】
初入商海的任正非因缺乏經驗，導致200萬元貨款無法收回，最終丟掉工作，還背負了一身債務。就這樣，時年44歲的他失去了收入來源，在遍地都是年輕人的深圳一時無法找到合適的工作，生活也隨之陷入困境。他的母親不得不經常去菜市場買死掉的魚蝦、撿拾爛菜葉回來做飯。萬般無奈之下，任正非不得不走上自主創業之路。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任正非曆經苦難的少年時代，千錘百煉的從軍時光，被國企“炒魷魚”的坎坷經曆，最終才大器晚成，開啟了華為創業之路。這些對任正非而言都是人生最寶貴的財富，讓任正非在閱盡人生百味後，吹盡黃沙始到金，最終成就了千億級營收規模的華為商業帝國。
“七國八製”時代
開放，必定伴隨著陣痛。曾幾何時，世界跨國通信公司大舉進入中國市場，價格高，服務差，甚至無服務。今天程控交換機每線價格10美元左右，而當年每線的價格為500美元，是現今價格的整整50倍，而且還不能及時交付產品。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通信依靠固定電話，是程控交換機的時代。作為改革開放率先開放的市場之一，中國通信市場需求旺盛，國內冒出了400多家通信設備廠家，企業實力都非常弱小，無法與外國廠商抗衡。
當時，中國電信基礎網絡當中，從農話到國家骨幹電話網絡通信設備都是依賴進口，通信設備的關鍵核心技術都掌控在美國、德國及日本等發達國家之手，中國通信市場100%由外國公司占有。
有人做過統計，這些動用巨量外彙購入的昂貴設備分別是來自七個國家和八種製式的機型，故稱“七國八製”。據說，在北京，幾乎可以找到全部八種製式的機型。2019年10月22日，任正非接受歐洲新聞台采訪時講述了“七國八製”的由來。
所謂“七國八製”就是包括瑞典的愛立信、芬蘭的諾基亞、法國的阿爾卡特、德國的西門子、美國的朗訊、加拿大的北電、日本的NEC和富士通。這麼多國家，這麼多製式，但都是適合城市使用的大型交換機，不適合農村的通信需求，規模太大，農村也承擔不了這麼高的成本。
任正非接受歐洲新聞台采訪跨國巨頭們以傲慢的姿態，在中國市場上高價出售產品的同時，也享受著市場征服者的勝利的快感。
它們的通信設備不但價格昂貴，而且由於製式不同，電話經常掉線，給普通消費者的使用帶來極大的不便。
當時中國農村通信市場剛剛啟動，正好有縫隙和空間，我們華為從40門交換機起步，做到100門，做到200門，再做到2000門，然後開始做一些大型的程控交換機，能滿足一些鄉鎮基層的使用需求，我們是這樣一步步往上走起來的。
當時七個國家、八種製式，在中國的電信“地圖”上塗滿了各種“顏色”，全國交換機“版圖”都被國外交換機廠商瓜分完畢。而這些來自不同國家和製式的交換機，憑借各自的技術壁壘，不僅使單用戶價格高、軟件升級以及售後維護服務費高，而且彼此之間技術互不相通，一度造成了中國通信市場的混亂，並為此讓中國電信運營商付出了昂貴的成本。這個局麵一直持續到1994年。
今天，五六十歲的人應該記憶猶新，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家裏能裝一部電話機是何等的有身份，因為僅裝一部固定電話就需要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當時所有通信設備全靠進口，再加上高昂的安裝成本和通信資費，擁有一部家庭固定電話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而且，有錢還不一定能裝上，需要送禮、托關係、批條子。剩下的，就是等，少則一個月，多則等半年才能裝上電話。
任正非認識到，隨著國家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大規模發展通信基礎設施將是大勢所趨。但國外技術的壟斷和設備高昂的價格，成為經濟發展最大的“攔路虎”。他很快做了一個決定：與其做代理，不如自己研發產品。
通信圈中的人都非常清楚這個行業的風險性，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任正非為何不做代理，卻把自己賺來的第一桶金用來搞自主研發。其實，任正非有著自己的看法：外國人到中國是為賺錢來的，他們不會把核心技術教給中國人，而企業最核心的競爭力就是技術。
憑借自主技術、優質的服務和低廉的價格，國產大容量程控交換機開始大規模占領市場。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七國八製”的程控數字交換機價格開始直線下跌，單位價格從500美元降至300美元、100美元，直至30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