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餘杭人知道章炳麟的人不多，讀書的人似乎也不多，當時在餘杭，走了幾家親戚，連一本書都看不到，人人都在忙，即使在“文革”時期，大家也拚命種田，拚命想辦法掙錢，生活比起黑龍江的農民來，要好得多。好在，老百姓的生活，周遭的環境，還依稀能感覺到張岱和魯迅筆下的樣子。到了後來的後來，我的父母之鄉已經變成聞名世界的富庶地區之後，我再一次來到餘杭，當年的景物已經蕩然無存，鄉親們都很富，房子很氣派，舒適，房子外觀像積木一樣鮮豔，稚氣，但家裏依然沒有書，街頭的曲尺型的酒櫃沒了，開放式的廁所也沒有，再也看不到人們端著飯碗，雪白的米飯，烏黑的幹菜。外婆的竹園，早就變成了一幢幢華屋偉廈。
外婆的餘杭，我曾經的餘杭，沒了。
當前鄉村治理結構的隨想
眼下，有關鄉村自治的研究出現了某些實質性的轉機，一些有心人不再斤斤於村民選舉及其程序，而是把目光投到了鄉村治理結構的轉型上。不過，美中不足的是，大家所設計的方案基本上還是在原有的基層行政框架上打轉，隻是自治的重心落點有差異而已。其實，現在全國一盤棋式的基層縣、鄉鎮、村的三級架構，本身就是近代以來國家政權極度擴張，最終實現動員性體製的結果，與自治的路徑正好相反，是一種半軍事化的基層結構。很難設想，如果不是為了動員的需要，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區差異如此大的國度，各地農村生活狀態、風俗文化、居住習慣、生產方式乃至地形地貌千差萬別，卻整齊劃一地采用三級架構。實際上，中國農村的基層架構，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從來沒有統一過。縣以下既有我們常見的保、甲、鄉鎮，也有莊、都、圖、社、約、堡、寨等名目。
曆史留給鄉村自治的是這樣一種麵目的基層政權，首先它們帶有很濃的傳統色彩，基本上屬於任務導向的，也就是說，它隻關心稅收和秩序的問題，且行政效率低下，而結構相對臃腫（主要指縣級政權，雖然正式官員不多，但書吏往往會有膨脹，至於衙役常常超過限額數倍乃至十數倍）。而且，我們知道，傳統政權關心的重心在秩序的穩定，而且自知其效率的低下，所以一般不介入經濟活動參與經營。但是，我們現在的基層政權，不僅承擔著傳統政府類似的事務，而且還要負有領導當地經濟發展的職責。結果，一方麵“拍腦袋”式的“首長工程”在鄉鎮甚至村莊遍地開花，造成大多數鄉鎮陷入了足以令它們破產的債務危機。而且，政府機構自身福利過分地依賴的“創收”，本身已經使政府行為趨向牟利化，各種“富民工程”之所以毫無效益地一個接一個地推開，跟幹部們借此牟利的強烈動機有關，不折騰點兒事出來，就不好撈錢，就像《紅樓夢》裏的賈府一樣，隻有大興土木建園子，各色人等有了差事，才有機會，盡管“廟”要破產，但裏麵的方丈和某些和尚卻因此而富了起來。個中的邏輯也很簡單，既然鼓勵政府自己創收，那麼就沒有理由阻止官員為自己牟利。另一方麵，剛剛從行政體係中剝離出來的半行政機構，諸如電力、電信、保險等等部門理直氣壯地走向牟利化，壟斷性和強製性地向農民榨取高額利潤，它們的行為往往又和基層政府行為攪在一起，強化了本來就已經政府行為的牟利趨向。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基層政府，已經成為具有傳統特色的牟利機構。
其次，我們的基層結構，仍然帶有過去動員體製的色彩。不僅治理架構是劃一的半軍事化的殘餘，而且基本的政治運作方式也還是“運動”，隻不過，過去運動是喊口號整人，現在運動是喊口號整錢。
不言而喻，在這樣一種基層政權的架構裏，留給民間的空間實在是太小了，目前進行的村民選舉，即使都能按民主程序進行，也能選出符合村民意願的村民委員會，實際上仍然難以實現自治，一方麵，以任務導向的政府在麵對各種上麵下來的剛性任務，必須剛性地執行，根本不允許村級架構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另一方麵，政府和半政府部門的盈利需要也必須滿足，否則它們就無法生存。不用說，在這兩條剛性的管道麵前，村委會連談判的可能都沒有多少，更何況自治。況且，我們現在的行政村並非自然形成的結構，村委會也不是村民自願結成的組織。我在調查中發現，凡是在農民自發組成的鄉社組織中，農民中產生的負責人往往都很有責任感，較少腐敗行為，而村幹部則不然，即使參加村民委員會競選的村民，抱有借此牟利動機的也不在少數（顯然，這符合農民傳統的思維，當官為了發財）。由於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性質不同，廁身其間的農民對它們的期待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