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福州市政府，對三坊七巷的改造，多半不會將之變成商品房，或者商用大廈，而且我提到的這些名人故居，也很可能會得到保留。隻是像梁章钜、李馥、陳襲裘、林聰彝（林則徐子）和劉冠雄等人的故居，估計就玄。改造後的模樣，應該是比照上海改造石庫門那樣，弄出一個新生的三坊七巷來，遠看古色古香，近看則金碧輝煌，簇新錚亮。似乎不大可能修舊如舊，恢複當年的舊觀。因為在現場看，工人們拆得很生猛，拆下來的瓦和木料，基本上都沒了，少量的舊磚，隨意堆在那裏，沒有分類，更沒有編號。將來新生的三坊七巷，包括那些作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超級名人故居，如此這般地翻新起來，估計都會變成老建築其表，鋼筋水泥其裏的假古董。
世界上凡是有點兒曆史的古城，舊城改造，都是一個難題，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但是很少有像中國人這樣，不是大規模地拆舊建新，就是大規模地拆舊翻新。相對而言，翻新的部分，隻占很少一部分，多半是那些世界上都有知名度的古建築，才有這個資格，否則，無論有多大的文化價值，也都是推土機上來，一推了之。現在看來，即使是那些似乎受到格外照顧的部分，翻新式的改造，也大有問題。
當年的古建築，我們且不說其人文曆史的內涵，隻說建築本身，不僅其雕梁畫棟有講究，山牆漏窗有講究，連鋪地的磚，也有講究，據說三坊七巷這個地方，一般中等人家地上的泥，都是從海裏挖來的，梅雨天不返潮。然而，我們現在的重建，這些講究都沒有了，講究的隻是華美的外表，用這樣的外表，來贏得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遊客的歡心。這樣的現象，不止福州一地，上海新的石庫門如此，北京翻新的四合院也如此。現在的中國城市，無論曆史長短，走到街上，個個都像紐約，其實比紐約還新，高樓大廈，大玻璃，鋼結構，隨便在那裏照張照片，任誰也分不出是什麼地方。過不了多久，在中國的土地上，像福州這樣正在拆遷中的古建築也找不到了，要找，隻能翻畫冊了。
全盤“文明”的時代
都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其實，中國真正的全盤西化，明目張膽地全盤西化，比五四更早，是在辛亥革命後的一段時間內的文明運動。那時候是“全盤文明化”，凡是西方來的東西，一概名之日“文明”，禮帽叫“文明帽”，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車則叫“文明車”，話劇則叫“文明戲”。結婚如果不按中國的規矩來，三媒六證，幾叩幾拜，就叫做“文明結婚”，連女人放足，放出來的半大腳，都叫做“文明腳”。因為前者是學習西方的做派，後者則是西方人主張的。
所謂的文明，實際就是西化，而且是無條件讚美西方的西化，隻要來自西方的，就是文明，就值得提倡和推崇，那麼反過來，中國的東西，似乎就是不文明，不文明，在那個時代，就等於野蠻、落後。這場文明運動，無非是以西方的價值為價值，以西方的審美為審美，全麵學習西方，從精神到製度，再到器物和風俗。在革命的當口，全國的革命軍，其實根本就沒有統一的組織，但卻相約不碰外國人，連加入革命的會黨、土匪都能自覺遵守規矩，戰場上雙方打得正歡，如果有外國人出麵，說你們的炮火波及了我們，那麼大家就一齊停戰，另選個地方再打。革命軍瘋狂給人剪辮子的時候，唯有外國人出麵幹涉，才可以令他們暫時收手。
如此瘋狂地學習西方，酷愛西化，背景是義和團運動的反向刺激。這個很本土的排外運動，在清朝新政時期，就已經徹底被國人自己汙名化了。不僅跟著外國人管庚子之變叫“拳亂”，而且管義和團叫“拳匪”。上層知識界開明一點兒的人，原本就不同意義和團的做法，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兩宮出逃，證實了他們意見的正確。還在出逃路上的西太後，轉過來讚同他們的意見，接連發表上諭，要清軍協助八國聯軍圍剿原來被她讚為義民的義和團。本質上，義和團運動是在清朝政府於甲午之後學習西方的變革，因朝廷內部的紛爭而導致失敗之後，一場向內部尋求資源的掙紮，這種掙紮，由於過於本土化，瘋狂激烈地排外，逢洋必反，反得非常血腥無理，當然掙不出個出路來，反而給西方落下了中國人愚昧落後的話把兒。
在再一次開始向西方全麵學習的過程中，從新政走到革命，朝廷覆滅，共和興起，但學習的勁頭卻有增無已。主導政局的上層人士，無論保皇還是革命，對於義和團愚昧的傷疤，都相當忌諱，不樂觸碰，甚而用對西方事務的追捧，加以掩飾，隻是北京的人，多少有點兒矜持，而上海的人，更加大膽一點兒而已。由革命催化的高調文明浪潮，其實是新政以來上流社會思潮的合理順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