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是，這種全盤西化的狂熱，跟五四運動一樣，並沒有引起相應的社會變動。握有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的鄉村社會，大體上依然我故，如一潭死水。魯迅小說《阿Q正傳》和《風波》裏，反映的還是相對開化的江浙農村，如果到了內地，情況還要令人泄氣。盡管辛亥革命後的先進分子，大力度鼓蕩文明，但連作為西方人眼裏中國人野蠻標誌的男人頭和女人腳，都很難改觀，即使強悍的革命軍，也隻能在城裏給進城的鄉下人剪辮子，斷然不敢冒險下鄉去動剪刀，因為這樣做，很可能會激起民變，再來一次清朝入關時的嘉定和江陰式護發（辮）抗爭，也未可知也。至於給女人放足，或者禁止纏足，更是收效甚微。開明女人文明腳的示範，僅僅是人們的笑柄。當時的民謠，沒有歌頌革命的，反對“文明”的卻有不少： “小宣統，退了位，家家都有和尚睡。”這是諷刺剪辮子的，時人把剪了辮子的人都譏為和尚。“你說邪不邪，娘們兒穿著爺們鞋，回家一比差半截。”這是諷刺放足的。正像魯迅在《風波》裏描繪的那樣，農民未必在意皇上是不是坐龍庭，但卻在意自己頭上的辮子。抵抗文明，比維護皇權更起勁兒。
跟農村的人們相反，凡是涉足政治的人，對於革命或者不革命，進而對於共和或者帝製反而更在意。當家的袁世凱日趨保守，祭天祭孔，強調尊孔讀經，連官銜都改得古色古香，可是，一切文化上的向後看，著眼的是帝製的恢複，不過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戲。連有政治野心的土匪白狼，最初起兵，居然也打起了恢複大清的旗號，也是希望文化搭台，政治唱戲。搭完了台，戲演砸了，文化也就掉了價，傳統掉了價。
因此，當五四運動再一次鼓蕩西化的時候，雖然林琴南之輩特別希望偉丈夫荊生，也就是段祺瑞的愛將和謀主徐樹錚出頭，將覆孔孟，鏟倫常之輩一鼓蕩平，但徐樹錚畢竟沒有介入，反傳統依舊沒有深入農村，但社會對五四新文化的抵抗，卻微弱了許多，聽任白話文占領學校，聽任西方的學科體係，掃蕩了中國的經史子集。
曾經的體育課
現在我們的學校，無論大中小學，體育課基本上不受重視，因為這種課，跟升學沒有關係。體育課老師，往往被譏為“體育棒子”，言外之意，四肢發達，頭腦簡單，讓人看不起。上體育學院的，不是體育尖子就是別的學不好的，好歹混個文憑。但是，在清末國家開始辦新學堂的時候，體育課卻相當受歡迎，體育老師也相當難找，有的地方，甚至得花大價錢從外國（主要是日本）請。一個新學堂，如果能開出體育課來，周圍的學堂都羨慕得不得了，尤其是官辦學堂，往往是非開這課不可。 其實呢，當年的所謂體育課，滿打滿算，無非就是兵操而已，從國外進口一些西式軍裝，大沿的軍帽、皮鞋，筆挺而且帶褲線的製服，看起來跟朝廷的新建陸軍服裝相似，學生裝扮起來，把還留在腦後的辮子，掖吧掖吧，塞進帽子裏，高高地拱起一座富士山，看上去除了帽子有點兒鼓，還是蠻精神的。上課就是排隊，立正稍息，向左轉，向右轉，齊步走。老師還要挎上指揮刀，站在一旁喊口令，洋氣一點兒的還要有軍樂隊，鼓號齊鳴，學生上操，扛著木槍，偶爾也會有幾隻沒有子彈的真槍，踩著鼓點兒行進。至於後來我們習慣的田徑項目，球類項目，統統是沒有的，連非兵操式的體操，當年被稱之為柔軟體操的玩意，也是後來的事，一個能開出體育課的學校，操場是有的，但絕沒有球場，沒有跑道，更沒有沙坑和單雙杠，能有架秋千，已經不錯了。
能教兵操的人才，按道理在當時的中國，不應該缺乏才是，畢竟，自打長毛起，淮軍已經跟華爾與戈登的洋槍隊學會了立正稍息這一套，一喊“發威馬齊” (forward march)，就知道是齊步走，一喊“騰瑞特”(turn right)，就知道向右轉。可惜，這套鬼子操練法，隨著淮軍的日益消沉，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已經差不多被忘幹淨了。甲午戰爭之後，朝廷再練新式陸軍，不學英國了，改學德國。那時都說，普魯士陸軍，天下第一，咱遵循孫子兵法的古訓，法乎其上，於是改轍了。這一改轍，口令和操法都變了，連齊步走甩手的方向都不一樣了。到清廷新政開始大辦學堂的時候，新建陸軍自己還沒學太明白，自然沒有人手出來管學堂的事，於是乎，體育課老師就缺貨了。新學堂國文老師最多，滿地的舉人進士和秀才，不愁找不到合適的，教外語和數理化的就缺一點兒，但鄰國日本大辦速成師範，很快就供應上，教的合格不合格另說。唯獨這體育課，找不到合適的人教，不教還不行，因為辦學堂是新政的大事，關乎官員的政績，上司來視察，如果學堂沒有體育課，拉不出一隊人馬出來列隊，在軍樂聲中接受檢閱，臉上不好看。清末民初的著名小說家包天笑，在山東青州辦中學堂時，學生剛練了幾天兵操，知府大人就派他們去車站迎接路過此地的山東巡撫周馥，結果巡撫大人精神不濟，躲在車廂裏不肯出來，無心點校學生軍，弄了沒趣。但是，清朝的大員們，不都像周馥這樣年老昏聵，樂意生事相當多，因此，兵操，就成了學堂，尤其是官辦學堂的必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