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自主招生，作為特殊人才的選拔，排除有劣跡者，可以理解，但是單把孝道拿出來說事，還是不合適的。特別是這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以五四作為自己生日的大學（真的考證出來，絕對不可能是5月4號），做出這樣的舉措，實在具有諷刺意味。人們不禁要問，北大是大學乎，太學乎？如果是太學，當然沒的說，孝道當先，理所當然。但是先得把學校的招牌上的“大”字，添上一個點才合適。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現年24歲的湖南瀏陽沙市鎮青年羅煉，2003年起南下廣東打工，先後輾轉深圳、珠海、中山、佛山，做過保安、油漆工，跑過太陽能和房地產生意。今年9月14日中秋節，正在佛山市南海區一家具廠做學徒的他留下一紙手寫字條後，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終。他在字條裏寫道： “終生役役而不見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諱窮不免，求通不得，無以樹業，無以養親，不亦悲乎！人謂之不死，奚益！”（11月24日《南方都市報》）
我在看到評論者轉述上述字條的內容時，第一個感覺是，雖有莊子的話在前能寫出這麼好文字的人，居然一直靠打粗工為活，而且大有活不下去的意思。說實在的，這樣的文字，即使在重點大學的文科學生中，也很少見。據報道，羅煉2002年高三未參加高考，輟學讀職中。工友說，“他的書我們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羅煉的二姐介紹說，羅煉“心很高”，去年跑地產時甚至還寫過一份計劃，想象著幾年後自己開幾家分店，甚至未來自己的公司怎樣上市， “很理想化的一個人，但真正做起來很難”。他生活在一個不屬於他的圈子或階層之中。
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度，一個有才華的人身居下僚，並不是一件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可怕的是，這樣的人，無論如何掙紮，都擺脫不了這樣的命運，最終絕望。一兩個人也許隻是個案，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如果這樣的人多了起來，形成一種格局，在社會上層的人，永遠在上麵，世代嬗遞，下麵的人永遠在下麵，無論如何都翻不了身，等級、身份大體固化，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停滯，那麼，這樣的社會格局，如果在當代中國，那是相當危險的。
在我們很多人不齒的帝製時代，有人作過統計，北宋年間的進士，世族家庭出身者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卻占87.2%；而明清兩代進士大約有44.9%出生於從未有過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費孝通曾統計了清末915名科場中試者，發現41.16%的人來自鄉村。 （參見楊齊福《科舉與古代官僚製度》）
在古代，底層民眾通過在商業或其他領域的成功取得社會地位，大抵很難。但是在科舉考試這個渠道裏，盡管“成功人士”鳳毛麟角，但是在促進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上，還是比較可觀的。科舉考試製度之所以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打破世族門閥對官職官位的壟斷，將社會各個階層的優秀人才選拔到官僚體係中來，背後的一個隱性擔憂就是，有才華者沉居下流，會造成社會的動蕩。從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興奮，到武則天“使人才流寓不偶，宰相之過也”的感喟，都有這個意思在。
今天的社會，目力所及，就我熟悉的教育這一個領域，城裏的重點大學，卻出現了來自農村的學生越來越少的現象。我所在學校和專業，連續幾屆，一個班級三十幾人，居然一個來自農村的都沒有。由於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加劇，農村的孩子，隻能上那些等級不那麼高的學校，不那麼好的專業，在今天這個就業很講究所謂“名校”的情景下，這些農村孩子畢業後的前途可想而知。而且，一旦高考沒有進個好學校，此後無論怎樣努力，再考本科或研究生，上一個名校，也有可能無濟於事，因為現在就業，很多用人單位要看第一學曆，如果第一學曆不好，就算你是北大清華的博士，也未必受歡迎。其實，羅煉這樣文采斐然的農村孩子，如果不能進重點中學，沒有經過魔鬼式的考試訓練，即使參加高考，多半上不了所謂名校，在改變其階層身份上難度仍然不小。
幹部家庭出身的人更容易做幹部，這是社會學家陸學藝主編的《當代中國社會流動》-書證實了的事實。作為事業單位的學校招聘，更多考慮的是第一學曆好的學生。在走市場的企業裏，按道理應該唯才是舉，但是領域寬廣的國企，其結構和文化，很類似官場，來頭和出身是重要的考慮因素。隻有外企和民營企業好一點兒，但這些企業中做簡單加工類的中小企業，更需要簡單勞動的打工者，具有技術含量的企業，非受過良好教育，擅長外語者不可，吃香的還是“名校”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