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學的輸入，對社會最大的衝擊，是使得讀書人有了另外一條獲得功名利祿的捷徑，而且通過這個捷徑，這些通西學的人所得到的好處，隨著國家現代化的推進，越來越優厚。但是，這些留學生和在西學學堂學習過的讀書人，卻依然熱衷科舉，以得一個功名為榮，在辦洋務的崗位上，一邊操練西學，一邊複習八股，參加考試。像嚴複這樣能夠睜大眼睛看世界，而且大規模從西方引進學理的明白人，自打留學回國做了海歸，每屆鄉試都不落下，屢敗屢戰，直至清朝新政，朝廷舉行經濟特科考試，讓他當主考，賞了他一個進士頭銜，才罷手。甚至在科舉廢除之後，朝廷給留學生考試，分別授予現代學科意義上的各科進士舉人，比如兵科（軍事學）進士、農科進士，等等，喝了洋墨水的留學生們，也紛紛應試，得一個工科甚至牙科舉人，都樂得屁顛屁顛的。這就是“國家學銜”這四個字，本身具有的巨大吸引力。
新式學校乃至新教育製度的興起，意味著學銜的國家壟斷被打破。無論什麼性質的大學，不管它是國立的、私立的、還是教會的，甚至沒有資質的野雞大學，都可以給它認為合格的畢業生發文憑，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頭銜。學校裏出來的學生，如果從事新的行業，做工程師、醫生和律師，至少在晚清到民國的轉型時期，也不用參加國家的統一考試，由國家授予從業的資格。後來被罵為大賣國賊的曹汝霖，在剛剛進入民國的時候，沒官做了，轉行做了中國第一個律師，根本沒有參加過什麼司法考試。反過來，無論是留學生也好，國內名牌大學畢業生也好，畢業找不到工作，也隻好餓肚皮，沒有人會端著麵包和牛油等著你。
新中國成立後，風水又轉了回來，不僅大學和高考製度，使得科舉在新學的前提下得以複歸，而且國家掌控和壟斷學銜授予的局麵，也再度重現。大學畢業即為國家幹部，這種製度，甚至在號稱破除一切的“文革”中推薦上大學的工農兵學員身上，也照舊得到落實。改革之後，大學不包分配，畢業生不再有鐵飯碗，但學位和職稱的授予，還是國家包辦，為數不多的幾個民辦大學，頂多也就能發本科畢業證，連這種證件，也得由國家教育行政部門統一掌握，沒有高考檔案，任何學校的畢業證都不算數。而職稱更是國家強力壟斷，隻有少數所謂的國際會計師之類的“職稱”，由於有特殊的需求，是個人自己到專門的國際行業協會所屬的機構來考的，剩下的，國家不認可，就什麼都不是。
在古代，國家壟斷學銜，但也很慎重對待學銜，官銜可以濫賣，濫到妓女和廝養都有四品的官銜，但學銜決不濫發，清朝直到把科舉廢除，學銜的授予，都是相當嚴肅的。因為在古代國家視野裏，學銜或者叫功名，屬於國家名器，關係到國家根本，什麼濫掉，這個也不能濫。可是，現在學銜的國家壟斷，已經進入現代甚至後現代語境，不僅大學的學位發得越來越濫，濫到無話可說的地步，職稱的評定，也大體上黑幕重重，講政治，講權勢，講金錢，什麼都講，就是不講學術的現象，絕對不是個別的。
有意思的是，盡管學銜之頒如斯之濫，形同兒戲，但知識分子卻很少能抵禦學銜的誘惑，放棄追求的。不管評職稱的過程有多黑，所有人，包括某些看得很明白的人，都隻能前赴後繼地紮到裏麵，孜孜以求。不管這個過程讓人有多麼的屈辱，多麼的不情願，還是不能放棄。真正能看得開的，幾如鳳毛麟角。當然，替知識分子想想，作為一個大學教師，如果一輩子做學問，最後連個教授都拿不到，感覺自己也不比別人差，這本身就意味著自己和家人的奇恥大辱。
從根本上講，國家壟斷學銜，意味著國家對社會精英的無形控製，晚清到民國，國家放棄這種壟斷，雖然思想、文化乃至學術大師湧現了不少，但國家對精英的控製也放鬆了。再一次恢複這種壟斷，意味著至少在體製內，國家可以保障對精英的控製，就算有不滿，也在追求學銜的程序過程中，鬥誌全消，不變成奴才，已經阿彌托佛了。隻是，古代的學銜壟斷，國家還能保證學銜本身大體上的嚴肅性，不會撒開了亂給，表明對士人的某種尊重，而現在學銜頒授如此之濫，而且越來越濫，狗洞和大門都敞開，一任各種毫無知識含量之人湧將進來，說明古代的那種對士人的尊敬，已經不複存在，現代的知識分子，已經變成了權力的工具和玩物。成了玩物和工具，道德操守，自然靠不住，即使沒有得到職稱之前靠得住，得到之後，大都也靠不住了，士風想不日下，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