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是學官。所有有頭銜的教授，所謂的雙肩挑幹部，都是學官。學官有學銜，職稱是教授、研究員，但屁股坐在官椅子上，主要的身份，其實是官。嚴格來講，這些人是大學裏最重要的人物，因為所謂的衙門，就是各級複雜管事的官僚構成的，教授可有可無，包括前麵撐門麵的教授，即使真的走了，也不打緊，花工夫、出高價再找就是，但是沒有了官，衙門可就玩不轉了，衙門的架子搭起來，由於國有而且壟斷的緣故，根本就不愁沒有人來教書，沒有人來上課。
第三種是計劃經濟體製下的計件工人。除上述兩類教師之外，所有的教師均屬之。雖然這些人裏也分三六九等，但基本上都是計件工人，唯一的特權是學校方麵不大好輕易解聘，但必須完成計件工作，從上課課時到科研任務，完不成，輕則扣工資，重則降級。別小看這計件工的活，所有的讀書人都搶著幹，在學校領導眼裏，三條腿的難找，兩條腿的教授有的是。
必須說明的是，大學裏最大的官，校長副校長之類的領導，無論自家有沒有這個本事，都會帶上若幹學術的頭銜，躋身第一類教授之列，如果拿不到院士和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也得掛上著名學者的桂冠，身兼若幹學術評議組的組長、副組長。大學就是這樣的一個有意思的去處，領導是官老爺，但必須掛上學者，乃至大學者的頭銜，哪怕自家就是出身政工的政工幹部，隻要當上了書記副書記，也必定是教授。在做官之前原本就是院士教授的，自然學術地位陡升，輕鬆地化為學術泰鬥，如果此前隻是官僚，比如做了若幹任司局長的，一旦搖身一變，成了校長，也馬上會變成著名學者，同時還要兼著名教育家。官老爺是具有實在利益的官員，而大學者，則是校長們自我榮耀的光環，別的官老爺，則不那麼容易得到這種閃著學術光芒的光環罩身。
有位著名的校長說過，要想辦好大學，隻有一句話，招徠最好的人才，讓他們快樂(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學銜壟斷與士風日下
現在的中國，所謂的學銜， 一般指學位，學士、碩士和博士，而講師教授之類，被稱為職稱。其實泛泛地說，職稱也是學銜，按道理說，總得先有了學位，然後術有專長，才能有職稱。雖然說，眼下的中國，黨校和各個大學紛紛亂撒文憑，博士碩士滿天飛，各行各業都有職稱，連政工幹部，也有政工師、高級政工師（相當於講師、教授）這樣的職稱，但一般來講，在人們眼裏，有職稱的人，還是知識分子，或者說高級知識分子的專利。不管學銜濫到什麼地步，它們都有一個統一的特征，那就是國家授予。從講師教授到政工師，都是拿著國家授予的資質證書。獲得資質的過程，差不多舉國一致：外語考試、學術評審，而且全部由國家授權的機構認可。嚴格來講，這種學銜，不意味著職位，有沒有這些玩意，理論上說，跟你擔任什麼職務，沒有直接關係。盡管很多高級官員都喜歡拿一個博士頭銜，但沒有這個頭銜，也不一定就當不上官員。即使屬於技術職位，也不一定有高級工程師頭銜的人，必定會擔任工程師或者總工程師。
在中國古代，類似的東西隻有科舉製下的科名，即所謂秀才、舉人和進士。明清兩代最接近當下，越久遠越不像，在察舉製下麵，各地向上舉孝廉，所謂的“孝廉”，根本沒有職稱的意思，如果沒有官做，什麼都不是。孝廉真正有含金量，是在明朝以後，人們習慣把舉人類比為孝廉之時，那時候中個舉人，即使不做官，自有人養著你，拖家帶口，帶著田畝來投充到你的門下。這樣具有含金量的頭銜，跟今天一樣，都隻能由國家掌控，由國家特定的機構和程序來頒發，個人縱然權傾朝野，也得按規矩走。比如秦檜想要自己的孫子當狀元，也隻好參加考試，頂多吩咐考官照顧，斷不能自家相府裏弄出張紙片蓋上印就算數。
古代學銜含金量之高，是國家與社會合力為之。國家看重這些人，給他們以高官厚祿，而社會也看重這些人，無論得沒得到官職，都會得到相應的物質和精神兩方麵的待遇，就是一個小小的秀才，不僅見了官不用下跪，而且老百姓都會對你客客氣氣，鄉間禮俗活動，少不了他們，宗族管事，也優先考慮，至少，教學生謀束修，不會再有太大的問題。混成舉人進士，則自己一輩子加上兒子一輩子，如果不發狠敗家的話，基本上衣食無憂了。葉淺予回憶說，他老子是舉人，他這個舉人老爺的兒子，小時候被抱到街上，各路小販會自動地把各種好吃的塞給他，多到自己和仆人都拿不了。過去所謂的鄉紳，大多跟功名（即我們所說的學銜）有點兒關係，沒有功名，得到的尊敬就會打折扣，而地方地麵的維持，我們知道，有鄉紳自治這回事。
不用說，這種國家頒發的學銜，對於讀書人來說，吸引力巨大，大到如宇宙黑洞與宇宙粒子一般。《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說，如果孔夫子活在今天，也得忙於趕考，其實是有道理的。這種吸引力，不僅僅是功名後麵的“黃金屋”和“顏如玉”，還因為這玩意意味著來自家族、社會和國家三位一體的榮譽感。就算可以抵禦利祿的誘惑，也不大能抗得住這種光宗耀祖的魅力。寫了《聊齋誌異》的蒲鬆齡，可以在自家的書裏把迷戀於科考的士子諷刺得體無完膚，而其在某些方麵晚年得一個歲貢生，也一樣喜不自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