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reference_book_ids\":[6883401921206422542]}]},\"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中國人對月亮傾注的情感，在全世界恐怕沒有哪個民族可以比擬，單是和月亮有關的詩歌，成千上萬，是中國人都能吟上幾句，詩詞歌賦就不用說了，就連城市的街道名稱都透著骨子裏的溫婉。筆者粗略地估算，成都帶有“月”字的街名將近二十條，比如柳月路、月華路、桂月路、踏月巷等，在金牛區還有星月街、長月路、明月橋巷等，聽起來真的很美！月亮是回家的方向，是鄉愁的所在，是悲歡離合的映照，自古以來就被人們賦予了各種美好的寓意。有一條叫西月城街的地方，它可能與月亮沒有什麼直接聯係，但是街名很有故事。這裏最早是月城所在地，西月城街的得名就是這個緣故。這個月城到底是個什麼城，有什麼作用？借追溯西月城街曆史的這個機會，我們來了解一下成都城牆的變遷史，從中感受這個城市兩千多年的滄桑變化。
城頭變幻大王旗
中國曆史悠久的城市幾乎都有城牆，北京、南京、西安的城牆令人印象深刻，至今還有城牆遺址。成都的城牆雖然名氣不如這幾個城市那麼大，但挺有自身特色。
首先是它成型早。要說成都的城牆曆史，得從公元前316年講起。秦國在這一年伐蜀成功，蜀國滅亡，蜀地納入秦國版圖。既然歸屬秦國，就要按照秦國的規矩行事管理，於是五年之後的公元前311年，秦惠文王令張儀和蜀守張若整頓城池、修築城牆，要求就一個——“與鹹陽同製”。不過築城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成都和鹹陽在地形、土質、氣候等方麵差異很大：成都濕氣較重，土質又鬆，所以城牆老是築不好，前一天剛修好一段，過兩天就垮掉，可以說是屢築屢壞。唐朝文人李昊在《創築羊馬城記》中曾這樣描述：“張儀之經營版築，役滿九年。”可見當時修築成都城池的艱辛。
成都城有很多別稱，諸如“龜城”“羅城”“大小城”等，每一個別稱都有它的故事。“龜城”就和張儀修築成都城有關，這方麵傳說很多，一說張儀修的城牆不結實，又沒有更好的辦法，都快沒信心了，後來就依照巫師占卜的意見，順著烏龜爬行的路線修築城牆，龜長壽，有長久不毀的寓意，而且龜知水性，知道哪裏不會遭遇洪災，順著它的足跡修，保險係數高。張儀照此築城，果然沒有垮掉，而且修築的城池形狀很像一隻龜，從明代成都府地圖看，成都的城市輪廓還真有點像一隻烏龜的形狀，所以成都城叫“龜城”。這個花費相當長的時間修築而成的“龜城”有多大呢？據《華陽國誌》記載，成都城池“周回十二裏，高七丈”，由大城和少城構成，其中大城是新城，少城則在蜀國故都基礎上築成，形成二城並立的格局，成都城的雛形也基本形成，至今未變。不過這個時期的成都城牆有兩大明顯的缺點：第一是規模小（才十二裏）；第二是不堅固，都是用泥土夯築而成，很容易被雨水衝毀。隨後幾千年來成都築城有幾次大的動作：公元581年，隋文帝之子楊秀在位於成都城中心，大城西側靠近原少城的地方建起了“隋城”。隋城比龜城時代要好很多，但到唐末差不多三百多年，後來還是風化坍塌。到公元876年，終於有了它的升級版――羅城。那時的唐朝西川節度使高駢，在抵抗南詔的侵犯中，感受到城池太小，一打仗人們就擁入城內，擁擠不堪，形成很多隱患，於是就以大城為中心，向大城外擴出一圈建立新城，由於新城把以前的大城、少城、隋城等統統包羅進去，所以稱為“羅城”。它的範圍大概是北至府河、南至南河，東至東校場，西至中同仁路一線這一片，是原來城區麵積的七倍，建成的城牆周長二十五裏，算上附加的甕城共三十三裏。所謂甕城就是月城，為什麼叫作甕城呢？因為當敵人攻入甕城時，如果把主城門和甕城門關閉，守軍即可對敵形成“甕中捉鱉”之勢；又因為甕城是一個半圓形，形似月牙，所以又多了一個詩意的名字，叫作“月城”。
高駢這次築城使用了磚石材料，徹底克服了一千多年來其不停修葺的缺陷，也奠定了以後一千多年成都古城牆的最終格局。前蜀滅亡後，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孟昶的父親）為了割據四川，在羅城外又加築了一道土城，周長四十二裏，高一丈七，稱之為“羊馬城”。1380年，明朝第一代蜀王朱椿將漢唐、前後蜀遺留下來的“子城”全部拆毀，在舊址上重新修建“蜀王府”，也就是老百姓說的“皇城”，然後周邊開了五個城門，每個城門都有城樓一座，門外都築有甕城。當時成都城分為三部分：內城（蜀王府）、中城（蕭牆內）、外城（大城）。至此，成都形成了一個單中心、三重城牆相套的獨特格局。
無關明月的“月城”
說起西月城街，老成都人都比較熟悉，距離西大街不遠，很多人從這裏經過可能也不太在意，知道這個地名來曆的人就更少了。其實，此處是原來老西門所在的城門洞。這個所謂的“月城”，也就是我們之前說的“甕城”，是古代城牆體係的一部分。我國古代的城牆是一個城市最重要的防護性建築，城門洞則是最容易被攻破的薄弱環節。為了加強城門的防禦能力，古人就在城門之外，再修一個大約為半圓形的微型小城。一方麵，敵人必須首先攻破小城，才能接近大城的城門；另一方麵，守軍從大城與小城的城牆上，向下射箭或者拋下滾木壘石，很容易消滅進入小城的敵人。而且，守軍如果要出城，也是先出大城門之後，暫時停在小城之中，等大城門關閉了，再開小城門出城，這樣，就可以防止守軍出城時，被敵人突襲攻入大城門。由於這樣的小城形狀就像半月，因此被稱為“月城”。古時，成都每個城門洞都有月城。據《成都城坊古跡考》記載：“原來之東、南、西、北四門，皆有月城。”
因此，以前成都曾經出現過東、南、西、北四門的四條月城街，而西月城街就是其中的一條。明末張獻忠一把火將成都燒成焦土，兩千年古城毀於一旦。清康熙四年（1665），由四川巡撫在整個廢墟上重新修建了新城。清初三藩之亂，成都也因此受到禍事影響。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川總督福康安向朝廷奏請重修成都城。這次大修，花了兩年時間，而且是全川人民一起行動，共花費帑銀六十餘萬兩。費了這麼大功夫修築的成都城，“屹然金固”“冠於西南”，周長超過了二十二裏，跟高駢建的羅城麵積差不多，城牆高五丈，上有很多垛口及箭孔，四個八角樓，四個炮樓。城牆四周分別建有東南西北四個門，門外皆有甕城。東門稱“迎輝”，南門稱“江橋”，西門稱“清遠”，北門稱“大安”，西月城也由此誕生。同治元年（1862），成都城牆四角又添築24處小炮台，清代的成都城城牆十分雄偉，遠望城牆垛口，猶如鋸齒一般。在整個清代，四個城門都是成都與外界聯係的唯一通道。
借著金牛區這條古老的街道，回顧成都兩千多年的城牆變化，讓人感慨良多。2019年5月20日，在成都金牛區的通錦橋附近，還發現了唐、五代以及清時期的城牆遺址。
成都城牆的幾經變化，折射出這座城市所經曆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遷，也展示了這座城市深厚的曆史底蘊。這座兩千多年來未改過名字、也未變過城址的城市，還有更多的故事值得人們去好好發現。
成都本來公園就多，大大小小、古老年輕的公園可以說是不勝枚舉，這幾年又鉚足勁兒打造公園城市，公園的品質也越來越高，美景如畫，每個公園都有自己的亮點。在成都西郊金牛區兩河森林公園裏（清水河與摸底河之間），曾經有一座赫赫有名的王家桅杆大院。這個桅杆大院由三進院落構成，有二十四個天井。如果說一個天井就是一個小院，一個小院至少四個房間來算，王家桅杆大院的房屋就有上百間，規模相當龐大。可這麼大一個院落，成都居民都不甚了解，隻知道溫江有個陳家桅杆大院，金牛也有桅杆大院嗎？相比之下，金牛的王家桅杆大院有什麼特別之處嗎？這裏的桅杆又代表何種意義？讓我們翻開塵封的曆史，揭開這座大院的神秘麵紗。
湖廣填川有王家
我們的故事要從“湖廣填四川”說起。很多人以為“湖廣填四川”開始於明末清初，其實，這股移民浪潮在元末明初的時候就已出現，隻是到了清代前期，才達到高潮。之所以會出現大量移民，主要是因為四川地區連年戰亂，人口銳減，造成田園荒蕪，甚至還出現了白天成中虎狼出沒的恐怖場景。康熙皇帝見“四川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於是幾次頒布詔書，“定各省貧民攜帶妻子入蜀開墾者，準其入籍”，並允許插占土地，“準令五年起科”。起科，就是對農田計畝征收錢糧，意思就是五年免征賦稅。這樣的優惠政策後來更是擴大到“十年起科”，這也進一步掀起了移民熱潮。王家桅杆大院的主人就是“湖廣填四川”大軍中的一員。客家人王家兩兄弟，哥哥十八歲、弟弟十三歲，挑著三歲的妹妹，在雍正六年（1728）由廣東惠州遷來四川。輾轉眉山、新都，一晃就是二十多年，最後其落戶於成都西門外清水河和摸底河兩之間的馬家場一帶，也就是現在兩河森林公園所在地。之所以最後定居於此，是因為這裏上風上水、環境極好，不僅一年四季水源充足，而且土地肥沃，占盡“金溫江、銀郫縣”的風頭，是一塊適合安居樂業的寶地。憑借天賜的風水寶地，再加上自己的勤勞智慧，王家兄弟很快便在這裏站住了腳跟，並且富甲一方。特別是弟弟王子善，人如其名，不僅田產經營有方，而且還詩書禮儀傳家有道。也正因為如此，家業自然也就越做越大。但王子善富起來之後並沒有“為富不仁”，而是念及手足之情，三番五次接濟哥哥王子義一家，還對家裏有困難的佃戶伸出援手，據《成都縣誌》所載，“王家佃戶皆小康”。
王子善一生樂善好施，在七十八歲高齡時，成都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水災，他義無反顧地做出了一件譽滿成都的善舉——開倉賑災。這樣的愛心之舉，使得王子善成了老百姓心中的“大英雄”，也引起朝廷的關注。朝廷為表彰王子善的善舉，賜了一塊金匾，上書“壽寓淳風”四個大字，這也就是金牛區兩河森林公園旁淳風社區的來曆。這位勤勞善良的老者，在無形中也為後世子孫樹立了榜樣，使這樣行善積德的家風得以代代相傳，而“王家桅杆”便是這一良好家風的最好佐證。
王家桅杆立兩河
俗話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王子善這個家庭不簡單，不僅生意做得大，做得好，人品家風也是頂呱呱，說起他們家族的故事，可以說是人人稱道。在王子善獲得朝廷的“壽寓淳風”金匾後，他的孫子王潨也為家族贏得“文魁”金匾一塊。王潨到底有什麼本事，可以為王氏家族再添榮譽呢？我們常常強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家之興替，在於禮義，不在於富貴貧賤”。中國向來是講究治家傳統的，比如諸葛亮教誨兒子修身養德，“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祖孫三代被後人譽為“三世忠貞”。包拯嚴厲要求後代不犯髒濫，不違其誌。王潨自小耳濡目染爺爺的為人處世，自然也秉承王家的家風，勤勞樸實、苦讀詩書，最終高中進士。“王家桅杆”便是在他考中進士之後，朝廷對他們家族的恩待，準許在王家大院門前樹立桅杆，以向世人昭示這家人出了個令人羨慕的讀書人。說起桅杆，人們往往想到的是船上那掛帆或掛信號燈的杆子，而這種立在院門口的石桅杆，現在倒是鮮有人知。從形態上看，這種桅杆很像一支大筆立在那裏，所以也叫作“石筆”，在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年代，這是對讀書人的一種褒獎與肯定。
從明代開始，凡是高中進士的人家，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在門口立桅杆，但可不能隨隨便便立，在等級製度嚴明的古代，越矩可是非常嚴重的事情，誰要在家門口私自立一根桅杆，一定要惹來大禍。而王家不僅有資格享受這個待遇，而且還可以發揚光大。不過，就在全家人都在為之感到驕傲之時，王潨卻做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決定：辭詔不就，放棄功名，返鄉辦學。要知道，在那個“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年代，多少莘莘學子十年寒窗，為的就是能一朝金榜題名。眼看未來前程似錦，誰又能輕易割舍這得來不易的功與名呢？然而，王潨卻做到了，他回鄉在王家大院辦起了“凡江書院”，曆時三十八年，培養出秀才、舉人、撥貢共六七十人。凡江書院雖然比不上同時期的幾大著名的書院，但是升學率確實非常高。其中考中進士，後獲取功名的就有上海府尹劉俊山、廣元府尹張仁裏、犍為知縣王汝全等數十人。廣元知府張仁裏在功成名就後，還曾在老師的故裏摸底河邊、通往王家大院的路上修了一座高大的牌坊，上書“仁裏淳風”幾個大字，以報答老師的培育之恩。鑒於王潨的人格魅力和晴耕雨讀、詩書傳家的家風，以及他教化鄉裏、育人有方的功績，時任四川鄉試的主考官會同成都府製台，將其事跡上奏朝廷。乾隆五十八年（1793），朝廷下旨，賜“凡江書院”“文魁”金匾各一塊，並賜王潨三品頂戴雙眼花翎，授予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翰林院編修等榮譽頭銜。
傳統的桅杆大院
而此時的王家大院也發展成為一座極具規模和人文氣質的大宅院。大院主軸由三進院落構成，內外有兩道圍牆，圍牆外有水溝環繞。整個大院內，大院套小院，院院相通；大天井套小天井，環環相扣，是一處典型的川西林盤建築，當然，細節處又融合了嶺南元素，算是王家人對鄉愁的一種寄托。後經繁衍生息，在王家桅杆大院周圍又派生出另外五個大院，各房子孫還先後在成都市區內許多地方購置房產宅第。
縱觀王家桅杆大院興旺發達的曆程，可以說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移民創業史。如果不是王家兄弟敢為人先，敢於遠離故土來這兒闖一闖、拚一拚，又哪有後來的王家桅杆大院呢？王家桅杆大院以及兩塊金匾，不過是他們吃苦耐勞、樂善好施的外化表現而已，究其內核，就是一個“德”字。也正因為有著如此良好的家風傳承，兩河森林公園才多了這樣一份濃厚的文化底蘊。
說起牌坊，這大概是隻有中國才有的一種非常特別的建築，或者說它就是東方文化的一個特別符號。類似的建築在北方叫“牌樓”，在四川則叫“牌坊”，成都唯一一個叫牌樓的地方是“紅牌樓”，但叫法和北方還是不一樣。牌坊這種建築，在古代有特別的講究，不是隨便哪裏都可以立牌坊的，古人用它既有禮儀、紀念的意思，也用於廟宇、橋梁等建築物的前麵，最重要的是用來表彰忠義節孝、立功立德的人物，規格相當高。以前很多城市、鄉村都有，但有一陣子其被錯以為是屬於“四舊”、封建餘孽，成都的牌坊全部遭到拆毀。
不過，成都有一條街——花牌坊街，還保留下和牌坊有關係的名字。這裏不僅有著接地氣的人間風味，有好多美食聚集，還有許多別具傳奇色彩的老龍門陣和新故事。
花牌坊舊聞
花牌坊街的牌坊是怎麼來的，它是個什麼性質的牌坊，在成都有很多傳說，最常見的說法是這是一座“貞節牌坊”，有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說清朝道光年間，有一劉姓姑娘出嫁之前，已經與她訂了婚的丈夫得病身亡，這姑娘按禮教終身不嫁，在家守節。這個過程當中，劉姑娘傷心過度，得一怪病，肚子竟然大了起來，找不少醫生都治不好。外麵流言四起，說一個大姑娘在未婚夫死了那麼久後還身懷六甲，定有苟且之事。劉姑娘受辱蒙羞，跑到總督衙門擊鼓申冤，聲淚俱下，將事情一一道來，但是沒人信，最後她抽出短刀，自盡而亡。後來經查驗，肚子裏麵哪有什麼嬰兒？這事很快在全城傳開來，當地官員覺得劉姑娘貞節剛烈，值得讚賞，上奏朝廷請求修建一座牌坊，表彰這種氣節。這個牌坊上麵的許多石雕花卉相當精美，老百姓覺得好看，就叫它“花牌坊”。
還有一種說法是說這個牌坊出現得更早，明朝就有了，是關於一個書生寒窗苦讀，終於金榜題名的勵誌故事。這書生姓花，叫花如春，當了官之後，體恤百姓疾苦，減輕賦稅徭役，百姓感恩戴德，後來朝廷就修建一座牌坊來表彰花如春的德政，這就是“花牌坊”。
遺憾的是，今天我們沒人見過花牌坊長什麼樣，隻能在一些老照片上看到成都當年的其他一些牌坊，而現在，不僅牌坊，連很多老房屋基本上都消失了。在花牌坊這條街上唯一能看見一點曆史痕跡的可能就是“西社”了，這個“西社”是20世紀30年代的徐子昌的宅院，當年算得上是豪華公館。這個徐子昌的社會評價不高，是一個袍哥人家，曾是成都警務司令部督查主任，被稱為“西霸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西社被人民政府沒收，交給一家學校做辦公室。現在這座宅子已被正式納入保護名錄，是成都市內現存的保存較好的近現代宅邸建築的典型代表。“西社”是典型的中西合璧風格，你既可以看到川西特產的紅砂石、中國傳統建築用的青磚，也會看到希臘柱式的梁柱，這裏是將西方和成都地方建築風格融合得非常自然，具有民國建築中西合璧的濃厚味道。
“三江布鞋”與群生川劇團
“西社”這個宅院現在坐落在成都工業學院裏麵。這個學校或許名氣不大，但出了一位名氣很大的校友——開國元勳陳毅就是這個學校的學生，這裏當年叫“四川第一甲種工業學校”。1916年，陳毅從樂至老家考進了這所學校，直到1919年赴法留學前，陳毅都在這裏學習。這所辛亥革命後四川省創辦的第一所實業學校，一路走來，名字居然改了十二個，包括四川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四川省立成都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成都電子機械高等專科學校等，現在叫成都工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