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叔齊之所以為孔、孟等人推崇，為後世效偽，正是因為他們的行為符合儒家的隱逸主張，以及儒家的名節觀念。伯夷、叔齊雖然反感殷紂王的暴虐，但同時亦認為：周武王以貴寶賄賂殷的大臣依附於周，以揚周德，是以不德揚德；然後牲血為盟，以示誠信，由於手段不光明正大，恰恰不誠不信；文王剛死，還未安葬，就借文王名義伐紂，是為不孝；紂雖暴虐，但伐紂本身是以臣弑君，所以不仁；以殺伐取代殷紂，是“以暴易暴”，應為不義。在伯夷、叔齊看來，不德、不誠、不信、不孝、不仁、不義，在周已是一應俱全，所以天下黑暗無道，“周德衰矣”。這就是他們決意隱居，不使自己清正高潔的節操受到汙濁侵染的原因。僅就此而言，伯夷、叔齊不失為“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高潔之士。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從曆史的觀點看，武王伐紂，是曆史的巨大進步。殷紂荒淫無道，無以複加，世所共憤。武王平定天下，正反映了當時天下的願望。也許，當時的人在價值觀念上更重個人的品格，以致於孔子、孟子在讚頌武王的功德時，同時推崇伯夷之隱。這充分反映了中國文化傳統中特別強調個人人格的重要，多以個人品性論人的特點。客觀地講，伯夷、叔齊先因紂之無道隱於北海之濱，後又認為伐紂的武王無道隱於首陽山並餓死在那裏，是憤世之無道而隱，但總的看來對個人道德人格的追求，大於對別的東西的追求。
後世效伯夷、叔齊義隱者多矣，但像伯夷、叔齊這樣寧可餓死也“義不食周粟”的人卻並不多見。這與其說昌隱逸的退步，倒不如說是隱逸的進步。正因為很多隱者更加珍惜生命，一些隱者才為後世留下許多不朽的詩賦文章，有些則潛心學問，成為一代宗師。如果隱士們都像伯夷、叔齊那樣不食當朝的糧食而餓死，至少我們不能領略到陶淵明“采菊東蘺下，悠然見南山”的詩中意境。
陶淵明，名潛，字元亮，世號靖節先生，東晉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人。出身於沒落的官宦之家，祖父曾任過武昌太守。陶淵明是中國古代詩人中最享盛名的隱逸者。
《晉書·陶潛傳》說：陶淵明“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陶淵明曾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自序寫道：“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棵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誌，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這段自序，當時的人讀後就說是陶淵明自己的實錄。可見，陶淵明的隱逸絕非偶然，早就有“不慕榮利”、“忘懷得失”的誌向。由於家貧，陶淵明還是出任了江州祭酒，因實在不堪忍受這份差事，沒幹多長時間就回家了。後又被州府召任主簿，仍是不願幹，而甘願“躬耕自資”。但此後還是相繼出任過鎮軍、建威參軍，最後出任彭澤縣令。由於不滿當時士族地主把持政權的黑暗現實，陶淵明從不“私事上官”，但郡府卻久聞他的大名，於是派督郵來看他，陶淵明說：“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裏小人邪！”便在義熙二年解縣印歸隱，並寫下千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的《歸去來》一賦。賦中寫道：“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還，覺今是而昨非……”他感歎自己“以心為形役”，誤入迷途，到那汙濁黑暗的官場浪費光陰。好在現已迷途知還，回頭一看，頓覺“今是而昨非”。於是，陶淵明縱酒弦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鬆而盤桓”。離開了“帝鄉不可期”的地方，他切切實實地感受到自己的心靈已掙脫了“形役”，達於自由的境地。正如他在詩作《歸田園居》中所說的：“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