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所論的隱士，莊子所論的後一種隱士，雖然他們大多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但在我們看來，仍可以稱之為義隱之士。因為他們之所以要“隱”，其共同點是“天下無道”，舉世混濁，他們以“隱”來表示對社會的反抗，張揚義節，的確有“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的品格，是屬於司馬遷所說的“清士”。生活於今天這個時代的人們，不可能也不必去效法他們，卻能夠從那些隱中賢者身上所體現的人格精神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啟示。
伯夷、叔齊雖不是開中國古代隱逸之風先河的人，卻是史籍所載中為我們最為熟悉並為後世遵崇的隱者。他們的事跡雖見之於很多史籍，但說法並不一致，說明有傳說的成分。下麵的故事主要綜合了《呂氏春秋》和《史記》的記載。
伯夷、叔齊是商末孤竹君的兩個兒子。相傳孤竹君遺命立次子叔齊為王位繼承人，叔齊堅持讓位於伯夷。伯夷堅持不受，並且逃走了。叔齊仍然不肯即位，於是也逃走了。
後來，他們兩人聚於一起，聽說西伯姬昌（周文王）好像是個有道的仁德之君，“善養老者”，於是商議道：“既然文王有仁德，我們還呆在這裏幹什麼呢？何不歸附於他？”於是兩人西行到周國。待走到岐山之南，周文王卻已經死了，周武王即位。周武王要弘揚財德，派其弟弟叔旦去找殷的賢臣膠鬲，跟他盟誓說：“讓你俸祿增加三等，官居一列。”並寫好三份盟書，文辭一樣，把牲血塗在盟書上麵。將其中一份放在膠鬲的所在地之內，另外各執一份而歸。武王又派大臣保召公到共頭山下找到殷臣微子，跟他盟誓道：“允許你世代都為諸侯之長，奉守殷的日常祭祀，還可以奏殷天子祭祀時的桑林之樂，盂諸這個地方就作為你私人的封地。”一樣地準備好文辭相同的三份盟書，把牲血塗在上麵。一份埋在共頭山下，再各執一份而歸。同時，武王用車載著神主，以文王遺命的名義東去伐紂。伯夷、叔齊拉住武王的坐騎進諫道：“父親死了不安葬，卻馬上動兵馬，難道能說是仁嗎？”武王的左右想要殺他兄弟倆，太公阻止，說：“這是有義節的入。”便扶他二人離開。
聽說和經曆了上述事情後，伯夷、叔齊相視而言道：“這裏與我們原來聽說的可大不一樣啊！武王的所為，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道’。從前，神農氏治理天下時，四時祭祀，盡恭敬之心，並不是為己求福。對於天下的百姓，以忠信為懷，盡心治理，並無別的所求。百姓要求公正，就幫助他們實現公正。百姓希望天下安定，就幫助他們實現安定。不以別人的失敗使自己獲得成功，不利用他人的卑微來抬高自己。現在武王看到殷邪僻淫亂，就迫不及待地要去糾正、治理，這是尚計謀而借行賄給殷臣膠鬲、微子之機，恃仗軍力而耀武揚威。殺牲為盟以為信用，依靠四內和共頭山上的盟約來向天下表明行德，宣揚所謂吉夢取悅天下眾百姓，殺戮征伐以獲得利益。以這些所作所為企圖承繼殷紂，不過是用逆亂代替暴虐而已。我們聽說古代的賢士，遭逢亂世，從不苟且偷生。如今天下黑暗，周德已經衰微，與其依附周使我們身浸汙濁，不如避開它使我們的德行清正高潔。”因此，在武王平定殷紂而天下歸周時，伯夷、叔齊恥於做周的臣民，義不食周粟。二人向北行走，隱居到首陽山，采摘山上的野菜充饑。當由於饑餓而快要死時，作了一首歌，歌辭說：“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登上西山啊，采薇菜以充饑。以暴虐取代暴虐啊，還不知其所行為非。神農、虞、夏禪讓的時代一去不返，君臣爭奪，我的歸宿又在哪裏？長歎息啊我之將死，悲命運啊是如此的衰薄！）
終於，伯夷、叔齊餓死在首陽山。
《呂氏春秋》由此感歎道：“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認為伯夷、叔齊之所以隱居和舍棄生命以堅守自己的節操，是由於他們心中的輕重早就確定了。顯然，這就是輕生死、重名節。潔身自好的人，不能以玷汙名節為代價，在世上苟且偷生。司馬遷更是感慨萬端，由伯夷、叔齊這樣的“善人”餓死於首陽山，聯想到孔子讚美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的學生顏淵早逝，而濫殺無辜的盜蹠以及“操行不軌，專犯忌諱”的惡人，卻“竟以壽終”和“終身逸樂，寶貴累世不絕”，發出了對“天道”的懷疑。人們說天道無私，沒有偏愛，常常幫助“善人”，然而“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因此，司馬遷認為，隱居首陽山的伯夷、叔齊的賢德，由於孔子的讚美而聲名昭世，甘居陋巷的顏淵，由於跟隨孔子而德行彰明，所以不應當讓那些“趣舍有時”的岩居穴處的隱士“類名湮沒不稱”，這大概是他為伯夷、叔齊列傳以引起後世史家對隱士注意的原因。因為在他看來，“舉世混濁，清士乃見”，這些清士的品格有如歲寒之後的鬆柏，不應被埋沒。果然後來的史書多設“隱逸”和“逸民”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