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隱後，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確過著他在《五柳先生傳》自序中所描繪的生活。每有故交友人來訪，便喝它個酣醉方休，不知是借酒消愁，還是因“心遠地自偏”而開懷暢飲。酒酣或無酒時，陶淵明都“雅詠不輟”，佳篇迭出，如《桃花源記》等。又“嚐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弦徽不具”，每當朋友酒會時，獨自撫琴而歌，說：“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陶淵明就是在這樣的歸隱生活中。度過了他的餘生，於公元427年謝世，時年63歲。
陶淵明以“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歸隱田園，顯然也是因憤世而隱。這種不屈的精神，為後世景仰，“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即成為許多文人不願為濁世出仕的精神力量。但陶淵明並沒有完全的超脫，盡管他歸隱後的大量詩賦中，有對世道汙濁的不滿，對世俗生活的蔑視，有對桃花源式隱居生活的玩味和自足，有歸於大自然後的歡歌和自由，這些卻也掩飾不住他整天酣飲和撫一張無弦素琴而歌之所流露出來的苦悶。他之所以要撫無弦琴而歌，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是因為“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盡管他還說“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內心裏的寂然孤獨恐怕還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續上琴弦，將無弦琴的“琴中趣”更直接地傳達給能“解音”的人聽，或許是在暗示有識得“琴中趣”的人能出來續上琴弦，以便他能自若地出隱。當然，這隻是猜測。雖然他那“刑天舞幹戚”、“精衛填滄海”等金剛怒目式的作品，都在說明陶淵明並非是消極的避世，為這猜測多一些佐證，但即使真的如猜測那樣，也絲毫無損於作為隱者的陶淵明的偉大。正如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一文中所說：“陶潛正因為並非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也才認為陶淵明的歸隱更值得肯定。比起那些純粹避世，或企求生命永恒，卻最終成為這個世上匆匆而過的隱者來說，陶淵明的“不屈其誌，激清風於來葉者”，的確顯得更為高尚。
曆朝曆代的隱士恐怕難以計數，文人中的隱士也不在少數。除陶淵明外，著名的還有與陶淵明同朝代的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賢”，唐代的李白，清代的王夫之等等，不一而足。雖然他們隱逸的方式不同，如“竹林七賢”的放浪形骸，李白之浪跡天下名山勝水，並無一固定隱處，但在不願再為濁世出仕，不與黑暗現實合作上，卻是一致的。並且，他們不仕而隱，仍不喪誌，都有名篇佳作留傳後世，王夫之隱居稀山潛心學問，更為一代學術宗師。
我們不讚成消極的“隱”與“忍”，但在具體的社會環境與自己的道德標準有較大距離，而自己又無力改變時，“隱”與“忍”則不失為潔身自好，蓄勢待發的良策，看似無為，但正是這種無為在為有為積蓄力量，積攢能量，終會變無為為有為，變出世為入世，變“隱”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