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目光長遠的最佳例子。這個男孩選五分的硬幣拿，從短期效果看“非理性”，但他明白這樣可以長期拿下去；選一角的硬幣，隻能有眼前的利益，實際上並不是好辦法。
戰術運用的目的是在“爭取主要的策略性目標”。一旦一個人開始將戰術目標想成最後目標，那他就看不見策略目標了。在談判中，雙方有時都會運用以進為退和以退為進的戰術，你不能因此忘掉談判的最後目的。你有時候也可以故作讓步，把對手誘到不利位置。一位將軍也許會假裝敗退，將敵人誘入不利的位置而加以殲滅。
此一時，彼一時
我們已知要通過決策使可能的利益達到最大限度的原則，我們還知道，要完成這樣的最優化決策需要對所有信息進行全麵的合理的評估。然而，在實際的決策中，最優化很難實現，即使實現了，也是暫時的。原因就在於，我們並不知道此時此地我們是否已經掌握了所有的與抉擇有關的信息，或者，我們不能確切地判斷這些信息是否會隨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改變。實際上，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接受著各種信息，它們可能會對現實的問題及有關決策產生影響。如果不能對此有充分估計，如果在決策中隻注重對現有信息的處理而忽視可能出現的變化，則很難使決策最優化，甚至每當你作出一個選擇時，你會發現它已經過時了，不適用了。
我們來看這樣一個事例。一個大學生打算買一部照相機，他積攢了足夠的錢進城去。他來到甲商店，這裏他看到了心目中所期望的那種型號的相機，標價是１６５元。他覺得這價錢可以接受，但他又想：貨比三家不吃虧，最好還是再去別的地方多轉轉，或許還有更便宜的價格。他的這種想法無疑是正確的。從信息論看，多了解一些行情，才能作出最佳選擇。於是他又來到了乙商店，也找到了那種型號的相機，可標價卻１８５元，整多出了２０元。顯然在這裏買太虧了。他毫不猶豫地退出了這家商店，決定再去找一家看看。他轉了許久，又到了丙商店，也看到有那種型號的相機出售，標價是１７０元。這標價雖不能說太高，可畢竟比甲商店裏的價格貴了５元。該怎麼樣辦呢？這時天色已晚，學生覺得又累又餓。究竟是該忍著饑餓與疲勞到甲商店去買便宜的相機？還是幹脆買這１７０元的相機，早點兒回去吃飯休息？他想來想去，覺得不值得為５元錢再跑那麼多路，於是選擇了後者。
第二天，他不再饑餓了，體力已完全恢複了，昨天的疲乏消失得無影無蹤。他開始後悔了，覺得昨天還是應該堅持一下，省下那５元錢。
事隔一天，這學生的決策完全不同了。可我們能說出哪個決策是正確的、哪個又是錯誤的嗎？幾乎不能。也許這學生當初的選擇是對的，隻不過今天情境完全不同了，他才轉了念頭。完全有這樣的可能性：他昨天堅持了下來，又跑到甲商店省５元錢買下了相機，結果他太疲勞，第二天早上起不來，誤了課，甚至有可能餓過頭，鬧起胃疼。那樣他就會同樣後悔：昨天不該為那５元錢去奔命，何苦弄成今天這個樣子，太劃不來了。
這樣說來，無論他當初怎樣抉擇，他都終將會後悔的。這真是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其實我們許多的實際抉擇都受所麵臨的情境的牽製，而並非我們本身決策能力的高低所致。我們幾乎永遠都不可能掌握進入情境的全部因素。每時每刻都會有一些新的因素進入情境，而某些舊的因素則變得完全不重要了。於是，常常會有這種情形出現；此時作出的一個看來明顯是很愚蠢的抉擇，由於情境的變換，在彼時卻儼然是最合乎邏輯和最明智的了。
因此，在實際的決策過程中，應把最大限度增大功利的原則作為一個根本性的基礎，不僅應全麵地評估各個因素，而且應對可能的因素的變化作出盡可能的預測，從而使決策具有更普遍的意義和價值，實現功利效應的連續性。
要冒險還是要成功
有人說：沒有冒險的成功和沒有成功的冒險都是沒有價值的。盡管我們已對有關決策的策略及有關問題做了不少探討，可實際情形中的決策仍然要複雜得多。我們以往的討論是假定我們已經掌握了相當充分的信息，而且它們都是很明確的。然而，在現實中，我們常常麵對的是不確定的情境。對於一個結果，我們知道它可能會發生，也可能不發生。這樣，我們在決策時就既要評價可能的結果的功利，又要對這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加以考察，並不得不對實際將發生什麼進行冒險。比如，你今天出門帶上一把傘，其價值要依賴於今天下雨的可能性有多大，你是否要對你的家庭財產保險不僅取決於你的財產有多少，也取決於它是否安全，有多大可能性會遭到打劫。
人們在對功利和機遇兩個因素進行綜合考察，以決定是否進行冒險及如何冒險時，表現出某些特點。我們來看看下麵的這個例子。
現在有一組選擇。你寧願：
１． 肯定得到０．１０元，還是有１／１０的機會得到１元？
２． 肯定得到１元，還是有１／１０的機會得到１０元？
３． 肯定得到１０元，還是有１／１０的機會得到１００元？
４． 肯定得到１００元，還是有１／１０的機會得到１ ０００元？
５． 肯定得到１ ０００元，還是有１／１０的機會得到１０ ０００元？
６、肯定得到１ ０００ ０００元，還是有１／１０的機會得到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元？
首先，對於這一組選擇的兩種可能，人們是不無偏好的。對於選擇１，你一般認為是值得冒險的，即寧願隻有十分之一的機會去得１元，而不願就此拿上０．１０元罷手。同樣，你也會對１０元冒險，而不願就此隻拿到ｌ元。你大概也會對１００元冒險，而不願穩當地拿到１０元。看樣子，你一直都傾向於冒險，表現出對大額金錢的偏好。
然而，當選擇進行到一定時候，你的喜好模式肯定會顛倒，不會再對大額金錢去冒險，而寧願穩當地得到雖相對較小可也仍然不算少的一筆錢。除非你對冒險的刺激賦予極高的功利，否則你是不會不願意穩妥地拿到１００萬元，而甘願去冒隻有１／１０的可能拿１０００萬元的風險的。
在選擇時，人們對較小的數額似乎覺得冒險的意義或者隨機取勝的可能性較大，於是甘願冒險。但隨著數額（即功利價值）的增大，人們對冒險變得越來越謹慎，似乎僥幸取勝的可能性變小了。其實，在這一係列選擇中，冒險取勝的可能性是一樣的，都是１／１０。隻是由於功利變大，其對人的重要性也增大，從而產生對機遇判斷的錯覺。
每一個人轉變其選擇的偏好模式即從冒險改為穩妥地獲取有把握的東西的轉折點是不同的。這依賴於人現有的財富和經濟價值觀。越是富有的人，越是敢於冒險下大賭注，因為無論是小輸還是小贏，對他來說都沒有什麼意義。然而，對於街頭的乞丐，對於極端貧困的人來說，他可能甚至寧願選擇有把握拿到的０．１０分，而未必會為把握不大的１元而冒險。因此，一個特定對象的價值既與其功利、出現的可能性的大小有關，也還與評價者本人的特點、與他的經濟狀況和價值觀有關。通過了解一個人在上述六項選擇中的哪一個轉換其偏好模式，我們可以大致了解他的經濟狀況和價值態度。
這樣，我們在進行決策時，就應當在功利、機遇、個人條件三個方麵上展開我們的思考，若有遺漏或不慎，就難免作出錯誤的決策。
當你要冒險時，務必“三思而後行”。
理性假設有用嗎
如果經濟學建立在一個不可靠的理性假設上，那麼它還有什麼用呢？的確，不能說理性假設很完美，否則，經濟學家們就可以跑到股市上大賺一把，而不會在幾乎所有問題上都爭論不休了。
但是我們不能否認，理性假設還是很有用，盡管有各種非理性行為存在，但是總體而言，人們還是懂得權衡利弊，並作出於己有利的選擇。前麵的例子之所以“不合情理”，是因為經濟學家或博弈論專家為了說明道理，將理性“極端化”了。它們更像“守株待兔”、“鄭人買履”之類的寓言，內容雖然荒誕，但內涵合理。 其實，我們不必把理性看得太理想化或者高深莫測，生活中有大量理性選擇的例子。如普通百姓常說的“胳膊擰不過大腿”、“人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吃虧是福”等等，都是理性的表現，也正是前麵那些例子中想要說明的道理。
其實，人類的非理性並不集中體現在利益分配上，而是體現在對客觀事物的錯誤認識上。但這並非理性的困境，而是由於知識的缺乏導致的“非理性困境”。
舉個例子：“計劃生育”在中國已經實行了２０多年，但是“一對夫妻一個孩”隻是在城市得到了比較嚴格的貫徹，在廣大農村地區，很多家庭會生育幾個小孩，至少在有一個男孩之前，人們不願停止生育。這倒未必是農民兄弟觀念落後的表現，而是家庭農業生產確實需要男丁。現在請考慮這個問題：假如每個家庭都要生一個男孩才肯停止生育，會不會導致人口比例失調？
答案是不會。很簡單，每個家庭生育頭胎的機率，男女比例是１∶１；生育第二胎的比例仍然是１∶１；第三胎還是一樣，在每一輪生育中，女孩的數目總是趨向於與男孩的數目相等，因此男孩與女孩的比例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的。既然在任何一輪的生育中，男孩對女孩的比例都是１∶１，那麼當你把各輪生育的結果全部加起來以後，比例始終保持著１∶１。隻要排除流產女嬰的人為因素，男女比例就不會失調。
所以說，與其為人類理性的局限擔憂（當然，這些局限確實存在，後麵我們還要討論），還不如通過不斷發現和掌握新知，使我們擺脫非理性的困擾，決定我們的對策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