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遊戲各不相同，對遊戲者的要求也不同。有些人長於思考性的遊戲，但不同的運動項目對決策智慧有不同程度的要求，例如在拳擊或相撲這樣按“重量級”來劃分比賽等級的遊戲中，聰明才智就不那麼重要了。
玩遊戲需要用到許多不同類型的技巧。其中一種是基本技巧，比如打籃球不能缺少的投籃能力、在法律界工作不能缺少的案例積累、玩圍棋遊戲的時候還需要記住大量的“定式”（雙方可以接受的變化，可稱為圍棋盤上的“均衡”）等。這些技巧一旦脫離了遊戲，可能就沒有多大用處了。但博弈論的策略思維則是另外一種技巧。策略思維從你的基本技巧出發，考慮的是怎樣將這些基本技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這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原則，可以應用於生活的方方麵麵。
戰略的籌劃和博弈論的道理其實是相通的：你的決策必須贏過對手，個人、家庭、部族或國家才有活命的機會。
多人博弈不可避免的矛盾
遊戲不隻限於兩個對手，有很多遊戲是多人參加的。如果後果要由許多人共同承擔，那麼整個決策過程將會更加困難；因為你將麵臨不同成員與不同目標的排列組合。而關於多人決策，可以通過小組對抗的模式來了解，在這類競賽中，好的決策可以創造勝利。
真正的多人決策有許多不同的形態：有時候雖然參與決策人數眾多，卻隻要一種意見，這是理想委員製；有些是兩人共同參與決策，但卻處於對立的狀態，如角力、下棋、擊劍、網球單打等；另外還有多人多意見的決策形態，如國會、聯合國、撲克牌局、政治黨派等。姑且不論生活品質高低，這些決策的終極目標都是為了追求人類在地球上的永續生存。然而，雖有許多極重要的決策有待確定並付諸實施，但我們卻沒有一套理性的做法完全避免“三個和尚沒水喝”之類的困境。每個決策者與選擇方案的組合都自成一個係統，成就的決策好壞不一，也有些組合則完全無法運作。在某些情況下，根本不可能作出不自相矛盾的決策。
博弈是一種策略的相互依存狀況：你的選擇?穴即策略?雪將會得到什麼結果，取決於另一個或者另一群有目的的行動者的選擇。處於一個博弈中的決策者稱為參與者，而他們的選擇稱為行動。一個博弈當中的參與者的利益可能嚴格對立，一人所得永遠等於另一人所失。這樣的博弈稱為零和博弈。
不過，更常見的情況是，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衝突，從而可能出現導致共同受益或者共同受害的策略組合。在實踐當中，博弈可能包含一些相繼行動過程，也可能包含一些同步行動過程，因此須將技巧綜合起來，靈活運用，思考和決定自己最佳行動應該是什麼。
公平來自博弈
博弈不一定是壞事，也未必不能取得好的結果。我們今天享受的豐富的物質生活，都是來源於自由市場的競爭——同樣也是博弈的結果。亞當斯密在１７７６年所發表的經典之作《原富》，其中關於自私行為與市場運作的兩段，是經濟學上被引用得最多的名言：
“很多時候，一個人會需要兄弟朋友的幫助，但假如他真的要依靠他們的仁慈之心，他將會失望。倘若在需求中他能引起對方的利己之心，從而證明幫助他人是對自己有益的事，那麼這個人的成功機會較大。任何人向他人提出任何形式的交易建議，都是這樣想：給我所需要的，我就會給你所需要的——這是每一個交易建議的含義；而我們從這種互利的辦法中，所獲的會比我們所需的更多。我們的晚餐不是得自屠夫、釀酒商人，或麵包師傅的仁慈之心，而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利益特別關注。我們認為他們給我們供應，並非行善，而是為了他們的自利。”
“所以，每個人都會盡其所能，運用自己的資本來爭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會有意圖為公眾服務，也不自知對社會有什麼貢獻。他關心的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來，他就好像被一隻無形之手引領，在不自覺中對社會的改進盡力而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個人為求私利而無心對社會作出貢獻，其對社會的貢獻遠比有意圖作出的大。”
政治領域同樣如此。盡管美國的民主政治並非像某些人鼓吹的那樣完美，但立國２００多年的實踐，還是可以說明這個體製有很多可取之處。美國的民主製度最為關鍵的基礎是１７８７年的製憲會議。參與該會議的５５位代表都是當時的有識之士，但是他們並不是聖人，這是一個集體博弈的例子。一方麵，他們富有遠見，希望創造新的政府形態以避免兩件事的發生，一是獨裁，他們早就受夠了英國王室的專製；二是混亂，大夥兒一致認為這比獨裁還要糟。他們建立複雜的製衡製，目的就是試圖在兩個極端中尋找平衡點，消弭大小州之間的差異。但是同時每個人又代表著各自的集團利益，在政治、經濟利益分配方麵各有立場，爭吵不休。最終形成的美國憲法可說是“遠見”和“妥協”的綜合成果。事實上，很難說究竟是前者的遠見卓識，還是後者的爭權奪利對美國的政治體製貢獻更大。
遊戲需有規則
任何遊戲都有自己的規則。生活這個博弈遊戲自然也是如此，這就是法律、道德和各種成文或不成文的規章製度和慣例等等。當然，這些規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情況的改變和人們的要求不斷修修補補，但是隻要規則存在，你就必須服從它，否則就要大吃苦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