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世界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發表文章《中國醫生：威脅下的生存》稱：“中國醫生經常成為令人驚悚的暴力的受害者”，“醫院已經成為戰場，因此在中國當醫生便是從事一種危險的職業”。
通常人們都知道高風險職業是司機、井下工、警察等，沒有一個國家會認為醫生是高風險職業。在中國醫生為什麼成了最危險的職業？
大家都習慣於從醫—患之間找原因，或者在醫療機構內部找原因：諸如醫患之間缺乏溝通、醫德醫風滑坡、群眾法律意識在提高、患者對醫學的期望過高等等。出於這種認識，於是各大醫院的“醫患溝通辦公室”應運而生，但是醫患溝通辦公室成立10年了，醫患糾紛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在“近十年間，醫患暴力衝突呈井噴式爆發”。尤其是在《侵權責任法》生效後醫患糾紛和醫患暴力衝突不僅未見減少，反呈增多趨勢。這又是為什麼？醫患的症結究竟在哪裏？
平心而論，若作橫向的比較，醫院的道德素質與服務態度並不比商業服務、公安、法院及公務員係統更差。但為什麼停屍鬧喪等砸打行為隻發生在醫院，而不會發生在法院？因為法院太強勢了。相對於法院，醫院實在是太弱勢了。患者是弱勢群體，但有一部分弱勢群體的屠刀，在某種管理體製下，會殺向更弱勢的群體的。近年來，連續報道了多起弱勢人群，因權益得不到保障，並經多年上訴上訪無效，最後他拿起屠刀殺向毫無防範能力的幼兒園的小朋友！可見，問題的症結並不在醫患之間，也不在於法律是否作為或者怎麼作為，而是在於深層的管理體製的原因。
中國法學界普遍承認“醫療行為是一種特殊的民事行為”，究竟“特殊”在哪裏？有人做過很形象的比喻，交通事故好比將花瓶打碎；而醫療事故好比別人送來了一個破碎的花瓶讓你去修複，但你未能將其修複或未能完全修複。這兩種責任顯然是不一樣的。這就是醫療賠償，為什麼必須要以構成事故為前提的原因。不僅中國的法律是這樣，其實，世界各國的醫療賠償法律規定，都必須是要以構成事故為前提的。如果法律對這兩種責任的製裁不加區別，適用同一標準，這顯然是有失公正的。
除中國外，美國的醫療政策也是相對糟糕的。最新的統計表明，全美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數為4570萬，另有2700萬靠臨時保險苦苦支撐，隨時有失去保障之虞。［6］在美國，失業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同時失去醫療保險，這是目前許多美國民眾的心聲。45歲的乳腺癌患者約蘭達·科爾曼病情嚴重，癌細胞已擴散至骨頭，她原本可憑借醫療保險接受3輪化療，但因無法工作而失去醫療保險後，現在基本上沒有接受任何治療。但美國的醫患關係仍然牢固而且相互信賴，並沒有出現過一起砸打醫院或暴力傷害醫生的事件。論維權意識，美國公民顯然要高於中國公民，但美國的醫療糾紛的發生率並不高，醫患衝突也並不激烈。究其原因，相對中國，美國的醫療製度和對醫患糾紛的處理方式上有很大不同。
美國法學界對醫療行為的特殊性有清醒的認識。美國醫界普遍認為，現代醫學科學能夠治愈的疾病僅占全部疾病的25％。法學界也充分注意到醫學不是萬能的，醫學尚有其局限性，醫學是把雙刃劍，每個個體都有差異性，醫療合同不以結果為目的等特征。因此在處理醫療糾紛時，能嚴格按照醫學科學規則和醫療行為的特點定案，而不會苛求於醫學。在賠償追責原則上隻適用過錯責任原則，不適用推定過錯(即公平原則)和無過錯責任原則，這就大大減輕了醫方的賠償負擔。
［案例57］麵對醫療過錯，患者為何息訴？
近年在美國加州的一家醫院裏發生了一起醫療糾紛：一名剛出生的新生兒因患有先天性心髒病需要輸氧，護士遵醫囑將氧氣給輸上了。不久孩子死亡。這時發現，護士雖然將氧氣管給插上了，但並未將氧氣通道打開。得知這個信息後，孩子的父母很氣憤，將醫院和護士告上法庭。經過醫學鑒定，認定護士雖然未將氧氣通道打開，有醫療行為上的過錯，但孩子的死亡仍是因為先天性心髒病，而非未輸氧造成。結論為不屬醫療事故。患者息訴。
這個案件若發生在中國，一方麵患者不大可能會接受這種鑒定結論；另一方麵即使患者接受了這個鑒定結論，法院也仍然會判醫院敗訴。這不僅是因為《侵權責任法》已摒棄了“醫療事故”的概念，回歸到了一般的“損害責任”的概念上；而且《侵權責任法》還規定有對醫方不利的推定過錯(第58條)和無過錯責任賠償(第59條)。
在醫療事故的防範與處理上，重要的是從源頭和製度上加以防範，而不是注重在事件發生後對人的處罰上。並不是隻要抓了人，判了刑，“平民憤”了，政府就盡到責任了。
［案例58］當遭遇錯將乙醚當氧氣導致死亡之後
20世紀90年代，在美國的一家醫院裏發生緊急情況，醫生在忙亂中，錯將乙醚當氧氣給病人輸入，造成病人當場死亡。病人家屬很不滿，對醫生提出指控。醫院負責人出麵解釋說：這不是醫生的錯，問題是由於“乙醚接頭與氧氣接頭可以通用而造成的，在緊急情況下醫生難免出錯，這是醫院的管理有問題。”病人家屬表示理解，放棄了對醫生的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