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個案例，從此將全美的氧氣插管接頭均換成專用接頭。這樣，即使醫生在慌亂的搶救中抓錯了氧氣插管也無妨，因為那是插不進去的；從此在全美再也沒有第二例類似的悲劇發生。
在中國，將氯化鉀當氯化鈉進行靜脈推注而導致病人死亡的案例，就重複發生過多起。我們的處理模式是，發生後就將藥師和護士抓起來判刑。其實，要防止類似悲劇的重複發生是很容易做到的，隻要將氯化鉀和氯化鈉注射液的外包裝和安培的顏色和標誌作個醒目的區別就行了。在管理通知上做文章、通知廠家應做這方麵的改進，類似悲劇就不會重複發生。
醫療衛生投入對醫患關係有一定影響。從1993年到2003年，美國的醫療開支從9000億美元增長到16790億美元，人均開支從每年3354美元增長到5670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政府負擔醫療費比例達46％，另有36％是由私有保險部門投入的，真正由國民個人“自掏腰包”的費用隻占16％(老窮殘全免)。這樣，即使醫療效果不滿意，也不致陷入人財兩空的窘況之中。這對於緩解醫患衝突不無裨益。
醫療風險的強製保險製度是製約醫患衝突的有效機製。在美國，醫療風險的強製保險有兩塊：一塊是醫生購買的，專門用於醫療事故的賠償；一塊是患方購買的，專門用於醫療意外的風險救濟。美國醫生每年大約將5萬美元用於購買醫療責任保險，大約相當於其工資收入的8％，在風險更高的外科部門這一數字則更高。其實，患方的醫療風險強製保險是無須另行購買的，因為這筆保險費用實際上已經包含在醫療保險金中。如果是沒有買醫療保險的人發生醫療事故或醫療意外，也會適用國家賠償使患者得到救濟。所以，在美國無論發生醫療事故還是醫療意外，無須打官司患者就能得到救濟。
民眾素質及感恩教育是醫患關係狀況基礎性質的製約因素。感恩教育之下的民眾、普遍都崇尚博愛和寬容的民眾與崇尚暴力和強權的民眾，遭遇醫患糾紛的時候，所采取的立場和態度是有天壤之別的。
［案例59］一患者持刀刺殺4名醫生，65%的網民表示高興
患者李某某因患強直性脊柱炎曾於2011年4月到哈醫大一院風濕免疫科住院治療。2012年3月23日9時許，李某某乘火車再次來到該院治療。醫生經了解得知李某某患有肺結核，於是建議他先到哈爾濱胸科醫院(專治肺結核病)檢查治療。李某某在胸科醫院做完檢查後再次回到哈醫大一院，將檢查結果交給醫生。因治療強直性脊柱炎會對肺部造成影響，所以醫生建議他應先治好肺結核後再行治療。李某某認為醫生不給他看病，隨即心生不滿。23日16時許，李某某在醫院外麵購買了水果刀後回到醫生辦公室，進門就對4名醫務人員行凶。實習醫生王某當場死亡。在審訊中李某某表示，他患有強直性脊柱炎和肺結核，據他回憶，這次來就是為了打“類克”(一種治療藥劑名稱)。醫生說他有肺結核不能打，要求他先去胸科醫院做檢查。他將胸科醫院檢查結果拿回來給醫生看後，醫生還覺得不行，不收他入院。
李某某說：“當時我非常生氣，我和爺爺大老遠來的，他們不理我，我挺恨大夫的。”離開醫大一院後，李某某的爺爺說不收就回家吧。他沒有聽老人的話，偷偷地買了水果刀，直接衝進醫生辦公室。
在談及醫生對他的態度時，李某某兩次使用了“還行吧”這個詞語。“我對醫生肯定有誤解，但他們也不全對吧？”他說，醫生確實給他解釋了不能打“類克”的原因。
哈醫大“3·23血案”發生後，有網站在轉載此事件新聞報道的後麵，設立了讀完這篇新聞後您心情如何的投票。投票結果顯示，6161個人次的投票中，竟然有4018人選擇了高興，占到了總投票數的65%。白岩鬆在一次節目中說，“我覺得我們媒體自身也要反思，我們傳媒人恐怕也有責任，在過去很多的事件當中，我們應該就事論事，哪兒有問題就批評什麼，而不是在報道當中去有意識地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在確立一種仇恨，甚至在鼓勵一種仇恨，我覺得從此之後我們應該引以為戒。”哈醫大血案屬於激情犯罪個案，但其中折射出來的我國醫患關係中深層次的問題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如果不從管理體製這個根本上解決問題，那麼，哈醫大“3·23血案”將不會是個案！
法，其實便是“自由天理”；法，就是“自由平等”。法起源於人類的“行為習慣”，而法的本質就是“公平正義”。因此，一切法律的故事，其實都應是關於“公平正義”的故事，而不是關於刑罰鎮壓、鐵窗與鐐銬的故事；一切法律的故事，其實都應是關於人類“自由平等”的故事，而不是關於人類的專製與壓迫的故事。醫學法學的價值是建構醫患和諧的橋梁，而不是斬斷醫患紐帶的冷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