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時的醫療法製基本上繼承了《唐律》，沒有較大改變。清朝時對醫師的診斷、處方提出了要求。《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二十六刑律人命：“凡庸醫為人用藥、針刺，誤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責令別醫辨驗藥餌、穴道，如無故之情者，過失殺人論，(依律收贖)給付其家，不許行醫”。大清律例會通新纂卷二十五刑律人命庸醫殺傷人中有言“庸醫殺人必其病本不致死，而死由誤治顯明確鑿者，方可坐罪。如攻下之誤而死，無虛脫之形；滋補之誤而死，無脹懣之跡，不使歸咎於醫者；其病先經他醫，斷以不治，嗣被別醫誤治至死，形跡確鑿，雖禁行醫不治其罪，以其病屬必死也。”這裏體現了幾個重要的思想原則：（1）專家鑒定製度。“責令別醫辨驗藥餌、穴道”。我國古代的法律製度與西方不一樣，審判都是官員自審，“不為良相、則為名醫”，官員都是讀書人，自然也都略知一些醫學知識，認識一些藥物，也要學習一些法醫知識，要審判是否依方抓藥的案子不難。但這時起，要審判這樣的案子要經其他的醫師進行醫學鑒定，是否“誤不如本方”不能由法官說了算。（2）因果關係與責任程度的原則。對於誤治，但不是直接死於誤治的不承擔責任：“攻下之誤而死，無虛脫之形；滋補之誤而死，無脹懣之跡，不使歸咎於醫者”；對於已經其他醫師“斷以不治”的疾病，即使是誤治而死，也不承擔責任。（3）隻有“庸醫殺人必其病本不致死，而死由誤治顯明確鑿者，方可坐罪”。（4）對醫師的失誤，隻有造成了死亡的嚴重後果的，才可治罪，“禁行醫”，吊銷醫師執照不準行醫。對比各朝代，對醫師的“誤不如本方”造成嚴重後果的處罰逐漸減輕。唐朝，藥不如本方者如是君主，醫者絞，如不是君主，則徒兩年半；宋代如對象是平民，則徒二年；元代則僅僅是杖一百。清朝時對醫師的“誤不如本方”已經取消了刑罰，而出現了隻給予適當賠償的規定，這裏所謂的“坐罪”相當於現在的民事責任，賠十二兩四錢二分白銀做喪葬費（見《大清律例通考校注》卷二十六刑律人命戲殺誤殺過失殺傷人律文例二、二、五。)(注：陳鬱如《埋葬銀性質之研究》語：“7兩，就是一名長工一年的飲食費用，或說是一個勞動者維持生命的起碼費用”。)
這裏，可以看出幾個很重要的東西：
（1）一千多年前對醫師的失誤就已經廢除了死刑，元代廢除了徒刑，清朝廢除了任何刑罰，也就是說已經完全的除罪化了。
（2）我國古代社會大致可以接受四成以下的誤診誤治。
（3）中國古代對賠償的規定是很微薄的。而清朝對非法行醫的處理：“凡端公道士及一切人等作為異端法術醫人致死者，照鬥毆律擬絞監候；未死者一百，流三千裏，為從各減一等”。
中國古代法製博大精深，而有關醫學法製史料不多，散見於律令或輯錄書中。中國傳統法律向來是道德與法律之間沒有一條十分清晰的界限，中國古代法典所載律文，就在當時也不都是現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