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運用法律手段調整與規製醫學源遠流長，早在周代就開始分科並製定了醫事管理製度。秦朝的良醫很多，所以形成了較為係統的醫事製度，對後世具有重大影響。太醫令是最高官職，丞為之助理，主醫藥，隸少府，屬職有侍醫，專服務於王室或皇族，發展成為後來的禦醫。在地方上，官醫除為各級官吏醫病，還要接受地方官吏臨時指派的檢疫麻風病任務。
西漢時期，中央醫職有隸於少府和太常的區別，各設太醫令為最高官職。少府太醫令下有太醫監、侍醫、為後妃診治疾病的女醫（也稱乳醫）、掌禦用藥的尚方和本草待詔；其職責發展為後來隸於內府的藥房官。太常太醫令，掌診治疾病的太醫和主持藥物方劑的藥府。太醫既負責中央官吏的疾病診治，又掌管郡縣的醫療事宜，各郡都設有醫工長，對太醫負責，其職責發展為後來的太醫署。在藥府係統中，藥長主持醫事，並有藥藏府儲存藥物。考察西漢太醫，首先應辨明其所屬係統，否則難免訛混。諸侯國醫製基本仿照中央而略有不同，典醫丞、醫工長二職不見於中央醫製。
隋建太醫署，唐代擴充太醫署成為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醫學校，與宋元以後太醫局（院）除管理醫學教育外，主要是全國最高醫藥管理機關不同。清代太醫院，有院使、左右院判，掌醫政及醫療，下有禦醫、吏目、醫士、醫員（司醫療）；醫生、切造生(司加工藥劑)等職。曆朝員額增減不一。太醫院太醫都以所業專科分班侍值。此外也受委承擔王公大臣、國外使者、駙馬、軍營、監獄、試場的醫療及辨驗藥材等工作。
然而，對於醫患之間，尤其是產生爭議，中國古代又是如何處理的呢？商夏時醫巫一體，醫療手段極為簡單，巫又屬於神權，地位極高，一切以神意來解釋，應該沒有什麼醫患爭議。
西周時已經有了對醫療的法律，《周禮》中有“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於醫師”的記載，這些條文說明此時醫學已經分科與巫脫離，並由醫師掌管醫療法律。《周禮·天官塚宰》一書中的記載表明，醫師由“天官塚宰”管轄。戰國的扁鵲，已經是專門的醫師了，並且屬於“士”的階層。“歲終則稽其醫事，以製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醫師的水平越高、失誤越少，待遇越高。這也從另一個側麵表明，除了影響醫師的待遇外，醫師對於醫療失誤並不承擔什麼責任，患者也隻能怨沒有遇到“十全”的醫師。秦簡中有“其子新生而有怪物其身及不全而殺之，勿罪”記載，這是最早的醫師除罪化的記載。
至唐朝以前，對於醫師的法律沒有新的變化。到唐朝時，對醫師配錯藥、故意欺詐、故意殺人開始定罪。《唐律疏議》中有很詳細的記載，如《雜律》“醫合藥不如方”中說：“諸醫為人合藥及題疏、針刺，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醫師為人合和湯藥，其藥有君臣、分兩，題疏藥名，或注冷熱遲駛，並針刺等，錯誤不如本方者，謂不如今古藥方及本草，以故殺人者，醫合徒二年半。若殺傷親屬尊長，得罪輕於過失者，各依過失殺傷論。其有殺不至徒二年半者，亦從殺罪減三等，假如誤不如本方，殺舊奴婢，徒二年減三等，杖一百之類。傷者，各同過失法。”對於配錯藥、煎錯藥或紮錯針灸而致病人死亡的，最重的處罰為“醫合徒二年半”，這比現在的醫療事故罪、過失殺人罪的刑罰都要輕得多。對於受害人是皇帝，則不一樣了。《唐律疏議》中寫道：“諸合和禦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者，醫絞”、“料理簡擇不精者，徒一年。未進禦者，各減一等。監當官司，各減醫一等”。這也是封建社會的特點。不過，醫師一人配藥煎藥，“監當官司”四個人監督都還搞錯，也是難以理解了，隻有一起落罪。“諸醫違方詐療病，而取財物者，以盜論”、“諸有詐病及死傷，受使檢驗不實者，各依所欺，減一等。若實病死及傷，不以實驗者，以故入人罪論”、“其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即賣藥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亦如之”。故意犯罪，已經與正常行醫的性質不同了。但對於醫師正常醫療活動中的診斷和處方正確與否沒有嚴格的要求，除了年終考核俸祿多寡或者超過“十失四為下”不準當醫師外，還並無追究責任的法律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