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將“愛”分為三種：一種是出於生理性、發自內心的愛（eros），如性愛、母愛；一種是充滿社會性、人之間的愛（philia），如對朋友、兄弟的友愛；還有一種是充滿神性、忘我的愛（agape），如對弱者、窮人、老人的關愛。前兩者是“有我之愛”，愛人是出於自己的需要，是私愛；後者是“無我之愛”，愛人是為了別人，幫助別人不是為了自己獲利，是公愛。到了中世紀的聖·奧古斯丁，他將哲學上的公愛和私愛概念延伸成神學上的上帝之愛與世俗之愛。從使徒時代到新教運動，基督教所討論的“愛”都是公愛，直到馬丁·路德才又重新詮釋公愛與私愛。顯然，基督教倡導壓抑私愛，弘揚公愛。中國儒家提出符合人性的“近愛”高於“遠愛”，直到宋明理學才倡導“存天理，滅人欲”。恰恰因為人類有這兩種不同趨向的愛，才引出愛與法的命題。［1］
人們常說法律是無情的。然而，無論是立法、執法、還是法官判案，主體都是人。人是否有愛心，就決定了法是否有愛心、判案是否有愛心。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認為，最佳的政體是有道德、有知識的哲人王當政，如此製定的法律一定是既充滿古希臘哲學的智慧，又充滿基督教社會的愛心。馬克思所追求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社會，其實與基督教會內部的這種不分貧富、互助互愛的模式非常相似。一部德國憲法，許多條款或法律概念（如人的尊嚴、自由和保障），形式上來自古希臘與古羅馬，而實際內涵上，即理性的動物應當具有什麼特征和基本權利，都源於基督教文化中對人的描述。既然上帝創造了人，每個人都要像“人”那樣地生活。所以在製定法律，尤其是社會救援領域的法律，對兒童、婦女、老人、工人等的保護，對失業工人、窮學生、病患的救濟，處處體現了人類的愛心和對他人的責任。
最高的法律是愛，但是以“愛”來分析和解決紛繁雜亂的法律糾紛是不現實的，於是又回到了法律本身，人類最高的法律是人的良知。製定法律的唯一目的是為了社會的和諧發展，一個符合社會正義的法律必然是向善的，建立法庭的唯一目的是主持社會正義，而不是維護法律，所以法庭判案最終必須以正義為依歸。法官需要的就是對正義、是非的判斷，所以最傳統、也是最現代的法庭判案就是憑借人的良知：以人的良知來區分善法與惡法，也以人的良知來判斷判案是否正義。
希波克拉底曾說過“醫學的藝術乃是一切藝術之中最為卓越的藝術”，這一論斷深刻地揭示了醫學是美的職業，醫學所追求的是健康而美好的人生，醫學所創造的是健康之美、生命之美、至善之美、仁愛之美。強壯的體魄、勻稱而富有節奏感的體態、飽滿而富有活力的精神狀態，是健康與美的完美結合。傳統的健康觀是“無病即健康”，在《辭海》中健康的概念是：“人體各器官係統發育良好、功能正常、體質健壯、精力充沛並具有良好勞動效能的狀態。通常用人體測量、體格檢查和各種生理指標來衡量。”這種提法要比“健康就是沒有病”完善些，但仍然是把人作為生物有機體來對待，因為它雖然提出了“勞動效能”這一概念，但仍未把人當做社會人來對待。對健康的這種認識，在生物醫學模式時代被公認是正確的。現代人的健康觀是整體健康，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健康乃是一種在身體上、心理上和社會上的完滿狀態，而不僅僅是沒有疾病和虛弱的狀態”。世界衛生組織關於健康的這一定義，把人的健康從生物學的意義，擴展到了精神和社會關係（社會相互影響的質量）兩個方麵的健康狀態，把人的身心、家庭和社會生活的健康狀態均包括在內。
現代人的健康內容包括：軀體健康、心理健康、心靈健康、社會健康、智力健康、道德健康、環境健康等。人類一切活動的基礎源自健康，好的健康造就高生活質量；健康是人類自我覺醒的重要方麵；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狀態，有著豐富深蘊的內涵。與健康相反的疾病，是人體自身形態上、技能上與行為上的病態，是醜，它使人類痛苦、壓抑、驚駭、厭惡。病態在內容方麵的特征是違反社會目的，即與人們健康長壽的願望相違背；其形態方麵的特征是違背客觀規律，即形態上的殘缺、駢贅，機能上的衰退、亢進，以及行為上的詭異無常。醫學正是一門審醜的藝術，通過對病態醜的客觀揭露，達到對健康美的理想的追求和展望，通過對病態醜的否定達到對健康美的肯定。［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