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
南朝宋、齊、梁、陳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篤信佛教，自稱“三寶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國家出錢贖回。他建立了大批寺遼，親自講經說法，舉行盛大齋會。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餘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就有大寺700餘所，僧尼信眾常有萬人。北朝雖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時發生過禁佛事件，但總的說來，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開鑿了雲岡石窟；孝文帝遷都洛陽後，為紀念母後開始營造龍門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經共計415部，1919卷，有寺院約3萬餘座，僧尼約200餘萬人。北齊僧官管轄下的僧尼有400餘萬人，寺廟4萬餘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國僧人到中國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羅、真諦、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國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遊學，如著名的法顯、智猛、宋雲、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禮，攜回大批佛經。
隋唐
佛教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無論在思想上和經濟上都為隋唐時期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創造了條件。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詔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複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佛像。在首都大興城（漢長安城東南）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仁壽（601～604）年間在全國建立了111座舍利塔，並廣置譯場，羅致中外譯師、名僧進行翻譯、疏解佛教經典。煬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仁壽年間，全國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萬人，寫經46藏328616卷，修理舊經3853部，營造大小石像尊修複舊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國佛教臻於鼎盛時期。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後，下詔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並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後，代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時中國名僧輩出，對佛學義理上的闡發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前代，因此為建立具有民族特點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間，創造了通俗的俗講、變文等等文藝形式。在建築、雕刻、繪畫、音樂等方麵，建樹很大，豐富了中國民族文化藝術的寶庫。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淨）不辭艱辛支印度遊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訶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係。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於社會、經濟等各方麵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據《唐會要》記載，當時拆毀的寺院有4600餘所，招提、蘭若等佛教建築4萬餘所，沒收寺產，並強迫僧尼還俗達260500人。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創立的天台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
兩宋
北宋初期，朝廷對佛教采取保護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繼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並使中紀委從信於益州（今四川成都）鏤雕大藏經版。太平興國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萬人，五年設立譯經院，恢複了從唐代元和六年（811）以來中斷達170年之久的佛經翻譯工作。同時，西域、古印度僧人攜經赴華者絡繹不絕，至景祐（1034～1037）初已達80餘人。譯經規模超過唐代，但成就稍遜。宗派以禪宗特別是臨濟、雲門兩派最盛，天台、華嚴、律宗、淨土諸宗稍次。由於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華嚴）禪一致”、“淨禪一致”，因而廣為流行華嚴禪、念佛禪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為山家、山外兩派，而在民間念佛結社特別興盛，影響極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萬人，寺院近4萬所，為北宋佛教發展的高峰。徽宗時（1101～1125），由於朝廷篤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為道觀，佛教一度受到打擊。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雖仍保持一定盛況，但由於官方限製佛教的發展，除禪、淨兩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遠非昔比。禪宗不立文字，不重經論，因而在會昌禁佛和五代兵亂時所受影響較小。淨土宗強調稱名念佛，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簡單易行，且北寧以後禪教僧人又多歸宿淨土，故能綿延相續，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學一方麵汲取佛教華嚴、禪宗的思想，從而豐富了經們的內容，另一方麵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歐陽修，但歐陽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張商英、李綱和劉謐等人的反對。張商英作《護法論》創三教調和說，認為孔子之道與佛教所主張的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無異儒參治皮膚之疾，道以治血脈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無違。劉謐的《三教平心論》也發揮了同樣的旨趣。
元明清
元代的統治者崇尚藏傳佛教，但對漢地佛教也采取保護政策。佛教中的禪、律宗等繼續流傳、發展，寺院林立，僧尼21.3萬人，中央和地方設有嚴密的僧官製度，加以監督，頒行了《敕修百太清規》，雕印了著名的普寧寺版的大藏經。
明萬曆以後，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進一步發展了對內融會禪、教、律等宗學說，對外融通儒、釋、道三家的風氣，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歡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並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國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傳佛教，對漢地佛教采取限製政策。康熙時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隱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師，使已經衰微的佛教一時又吳現出活躍的氣象。雍正雖重視藏傳佛教，但主張儒佛道異用而同體，並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親製《揀魔辨異錄》、《禦選語錄》，提供不問宗派異同，都應念佛，對近世佛教有重要影響。乾隆時刊行《龍藏》，並編輯《漢滿蒙藏四體合譬大藏全咒》，對佛教的發展起了一定推動作用。清末以來，楊文會、歐陽競無等在日本和西歐佛學研究的推動下，創辦刻經處、佛學院、佛學會等，為佛教義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時期。中國近代思想家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梁啟超等都受過佛學的影響。佛學思想曾是譚嗣同所建立的《仁學》體係的思想淵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諦閑、圓瑛、太虛、弘一等也都奮起從事振興、弘揚佛教的工作，使佛教產生了新的氣象。
大藏經的編纂
佛教及其經典傳入中國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經、律、論）的結集，內容全屬小乘。小乘三藏漢譯多屬北傳之本。但自漢末迄宋，譯出經籍6000餘卷，則我屬大乘，《開元釋教錄》著錄1076部，5048卷，皆為寫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經，以隋代開始所刻房山石經最為完整。木版刻經，始自唐代，至宋開寶年間始刻全藏，曆元、明、清、民國至今共編纂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經22種。宋《開寶藏》初刻時共5048卷；金《直城藏》共6900餘卷；元《普寧藏》共6004卷；明《萬曆藏》共5997卷；清《龍藏》7168卷；民國《頻伽藏》8416卷。近年，中國正在編輯《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擬收23000餘卷，集漢漢及漢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油共，除巴利語大藏經尚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傳，幸賴漢譯得窺其內容，因而對佛學研究貢獻甚大。
僧伽製度
出家僧眾遵行的戒律，漢地相傳有五部。自唐代律宗興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傳統，但有自己的特點：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後一律以“釋”為姓；②僧徒必須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養；後來禪宗提倡農、禪兼修、僧人可務農自養；④僧人受菩薩戒，唐代已有燒身供養以示願行堅固，以後逐漸變為燃頂（燒香疤）。1983年12月，中國佛教協會在《關於漢族佛教寺廟剃度傳戒的決議》中，認為這種習慣“並非佛教原有的儀製，因有損身體健良，今後一律廢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監院、維那、知客等僧職。唐末禪宗盛行後，逐漸在全國寺院推行改訂的《百丈清規》，對僧徒誦經的儀式和參禪、變更請等活動，作了具體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