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傳入和發展大約在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漢地（約在公元紀元前後）。據文獻記載，佛像可能與此同時傳入。但在中國西部的新疆地區（古代稱之為西域），佛教和佛教藝術的傳人則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藝術，經過中國的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創造，形成了更具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從而更容易在中國社會流傳和發展。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為佛教徒供奉和禮拜的對象，因此佛像藝術的發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佛教的興衰而興衰，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是顯而易見的。漢魏之際，佛教雖已傳入中原，可在史料中，關於佛像的記載卻極為鮮見。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樂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內發現的陶製佛像，這些據考證都是漢代的作品。但是這時的佛教文物遺留下來的為數極少。東漢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個規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據說可容三千餘人，其中還安置了身穿錦彩衣物、銅質塗金的佛像，這是中國的造像立寺首次見於正史記載。
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藝術的飛躍發展，是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社會大動蕩的時代。來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國迅速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這種交流不僅對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中國美術和雕塑藝術的發展也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在繪畫方麵，顧愷之、陸探微和張僧繇等畫家，一方麵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漢畫的技藝和，一方麵又受到了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繪畫表現手法的影響，在繪畫理論和表現手段方麵，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這一時期的繪畫、雕塑等藝術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形相，大多麵目清瘦、褒衣博帶，神采飄逸，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審美情趣的真實寫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成了具有明顯時代特征的南朝畫風的代表．
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造像藝術。也有了極大的發展。以東晉戴逵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現，標誌著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戴逵的創作態度認真，據說有一次他為了製作一尊佛像，曾潛藏在帳中，傾聽眾人的褒貶議論，然後加以詳細研究，積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像，包括塑像和畫像，已經不再是單純地模仿西方傳來的佛像圖樣，而是融合了中國的民族，開始走上了獨立的發展道路。
遺憾的是這一時期佛教寺院的各種塑像以及畫像，現在大多都已蕩然無存，我們隻能從傳世或出土的一些金銅佛像以及當時開鑿的一些石窟寺中，來了解和研究當時佛教造像的一些情況。
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的金銅佛像，是後趙建武四年（338）造的釋迦佛銅像。此像現藏美國舊金山市博物館。像通高39.4厘米，身著通肩大衣，衣紋以身體胸部為中心，向左右對稱雕出作平行下垂狀、兩手在腹前作禪定印，肉髻較大，臉部輪廓清楚。佛座為四足方座，這是大多數早期金銅佛像所采取的形式。整個佛像身體略向前傾，衣紋形象化，左右對稱，略顯呆滯，帶有早期還不成熟的佛像製作。
南朝佛像，傳世遺物較少。但從現在僅有的一些造像來看，其有著明顯的特點。例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紋、手印、背飾等基本上還保留著較早的傳統手法，但其麵部表情則安詳柔和，與其他一些顯得強有力而充滿感情色彩的佛像相比，尤為幽雅靜溫，具有更多的中國傳統色彩。
雲岡石窟
北魏時期，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由於政府的保護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發展，佛教藝術的發展也是蒸蒸日上。這一時期留傳下來的金銅佛像數量很多，此外，聞名於世的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兩大石窟，都是這時由國家主持開鑿的，所以規模巨大。空前絕後，顯示了非同凡響的宏偉氣勢、大同作為當時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佛教藝術發展過程中，還形成了被稱為“平城模式”的藝術（大同古稱平城），對當時中原地區佛教藝術的發展起著指導性的作用。雲岡石窟第二十窟的大佛像，曆來被視作雲岡石窟的代表、由於這一洞窟的頂部和前壁已揭，佛像成為露天，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瞻仰這一大佛的雄姿。佛像高13.7米，麵部豐滿，高肉髻，鼻梁挺直，嘴部輪廓清楚，嘴角處略帶微笑、眉眼修長，眼睛瞳孔部鑲著黑釉陶器，看來炯炯有神。雙耳垂肩頸部肥短，兩肩寬闊厚實、雙手作禪定印，手肘外張，顯示出力量和威嚴。造像整體看上去端莊凝重。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紋成階梯狀排列，線條簡潔，顯示出一種粗重厚實的質感反映了當時生活於北方寒冷氣候中的少數民族服裝的特點，也具有犍陀羅佛教藝術的某些特點。
陝西商州大雲寺
北魏孝文帝於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並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實行了一係列的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加速了北方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的融合過程，同時也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標誌著這一時期藝術水平的龍門石窟，具有更加濃厚的中國風味、其中如古陽洞、冥陽洞、蓮華洞等，都顯示了極高的藝術水平。
隋唐的佛教藝術，有了明顯的轉變，形成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教造像，在上已擺脫了以前的那種呆滯、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氣氛的寵罩。開始出現一種新的，顯得溫和圓潤、生動柔和的。人物造型也從南北朝時的清瘦飄逸轉向豐滿端麗。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菩薩像，顯得雍容華貴，頗似唐代宮廷貴婦的形象、衣紋皺折也是線條流暢，富於節奏變化，同時顯出衣物的質地輕薄、緊貼身上，更顯得肉體的豐腴和體態的婀娜多姿。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龍門奉先寺的盧舍那佛以及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畫和塑像等等。
開元寺是元代皇家寺院
五代宋以後的佛教造像，以四川和雲南各處的石窟中保留得較多。這時的像有許多是密宗的造像，反映了這一時期佛教密宗的流傳情況。元代盛行藏傳密教，藏密寺院中，也塑有不少密宗的造像。此外，杭州飛來峰的摩崖石刻造像，也多為佛教造像，可以說是這一時代的代表作。其中又以笑口彌勒（布袋和尚）的像最為著名。它那憨厚質樸、純真無邪的笑容，看來是發自內心深處的笑，吸引著一群群的遊人和朝拜者，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五代宋以後，還出現了許多羅漢像以及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有些完全是根據中國民間傳說創造出來的。這些像的出現，大大豐富了佛教藝術的表現內容。從造像的上看，則更加貼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濃，這樣也更容易為群眾所接受，特別是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大多從唐以前的麵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轉變成風姿綽約、美麗端莊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風韻。這時的佛教藝術，無論從表現內容還是藝術上來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產物。
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曆史
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時沙門室利防等18人到中國的記
五台山一百二十四寺奉佛赦建盂蘭盆會
載。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跡傳世，無法證實。
初傳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鯿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係。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於東漢時期。東漢明帝於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經典的傳入，據傳始於漢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盧以浮屠經（佛典），但究為何經，已失傳無聞。曆來均以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此說是否為曆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因當時西域發生戰亂，交通斷絕，至永平十六年才開放。因此，隻能推定大概在公曆紀元前後，佛教開始傳入漢族地區。傳播的地區以長安、洛陽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當時有人認為佛教是一種神仙方術，故桓帝將黃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門視同方士。
三國時期
大昭寺
承漢之後，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門如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魏都洛陽，從事譯經；支謙、僧會等前往吳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弘法。支謙深得孫權禮遇，拜為博士；並為康僧會建立寺塔。曇柯迦羅、曇諦精於律學，譯出摩訶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張僧眾應遵佛製，稟受歸戒，為漢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曇諦也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鎧還譯出《鬱伽長者所問經》和《無量壽經》等4部。吳國譯經，始於武昌，盛於建業。支謙專以譯經為務，所譯典籍廣涉大小科經律，共88部，118卷，現存51部，69卷；康僧會譯出《六度集經》9卷等。當時譯經，大小乘並舉。小乘經典強調禪法，注重守神養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這個階段的譯經工作和對教義的宣傳、研究，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礎。此外，這個時期的寺塔建築、佛像雕塑也各具規模，但今存極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