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禮安把收拾好的行裝隨身帶著，在一個茶社匆忙地、也是耐心地和我談了兩個多鍾頭，時間一到，立即趕赴機場。
萌萌還陪我去另一個當年的大人物馮天艾家，等待我們的，除了馮，還有另一個當年的活躍人物，他們開始是警惕的、試探的。在發現我非常理解他們之後，再加上萌萌不失時機、恰到好處的插話和調節氣氛，我們的談話相當順暢，以至於非常投機。我們談了一下午，最後馮天艾還留我們在他家吃晚飯。回萌萌家路比較遠，還要渡江，萌萌和我站在渡輪的甲板上任由江風吹拂，回憶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發現我們當年想的問題、讀的書竟是那麼相似。
我自然也采訪了萌萌。她找了一個非常清淨的下午，非常清淨的地方，讓我打開錄音機，她用心地傾談。她是這樣開頭的：“我的身份特殊，一方麵我母親是校長，另一方麵我是曾卓的女兒。我從小就我行我素，是班上唯一沒有寫入團申請書的人……”談話中間她告訴我：“我當時有四大罪名，其一就是替父親曾卓翻案。其實並無翻案的行為，隻是任何人問起，我都否認父親是反革命。”
萌萌的經曆可以說是一部讀不完的書。我的經曆和她很相似，但她衝得更猛，受的苦、遭的罪也大得多。正是經曆過磨難，見過各種世麵，當以後出現巨大的動蕩和考驗時，萌萌才能顯示出一般同行或同齡人所沒有的鎮靜與勇氣。當我和她在這方麵共鳴時，我們都感到有一種豪氣充塞於胸間，這是“我們”之間最相契的地方。當然，萌萌還有我所沒有的經驗，她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就經曆了“革命時期的愛情”，不過，那不僅是羅曼蒂克的故事，更多的是類似血與火，或者生離死別的場景。我由此知道了萌萌和他的夫君，當年的男朋友肖帆的事，這是令我肅然起敬的故事，雖然我知之不詳。
２００５年，在魯禮安的港版自轉《仰天長嘯》出版前夕，我讀到了它的打字稿，從側麵對萌萌和肖帆的經曆有了更多的了解。作為武漢地區群眾組織的思想領袖，作為大學生的魯禮安，在與肖帆和萌萌交流思想時，立刻感到對方的力度、深度為自己所不及，他對萌萌居然產生了由敬重到傾慕，由傾慕到暗戀的感情，雖然他對萌萌和肖帆的關係說了一點輕佻和無理的話引起我的反感，但我總的還是感到自豪，為萌萌，也為肖帆自豪。我為肖帆能得到萌萌感到高興，也理解魯禮安的傾慕和失落。我把《仰天長嘯》出版一事和其中的有關內容用長途電話告訴了萌萌。
我記得，當我在邵敏的支持下編《１９６６：我們那一代的回憶》時，肖帆寫了一篇沒有交出因而也就沒有發表的文章，其中寫了他和萌萌的當年，這可能是出乎學界朋友想象的：“我們好像看見兩個自認以天下為己任的年輕人，麵對幾本馬列著作和紅寶書，在油燈下熱烈緊張地討論，互相激勵著奮筆疾書……當晚便貼在中山大道武漢工藝大樓的櫥窗上。幹完這件事後我和萌萌感到輕鬆和得意，手牽著手步行走過長江大橋。我覺得自己像梅林描寫的青年馬克思一樣，一路撿著石子投擲街燈。”“月光下萌萌定定地看著我說：稿子已經燒掉了，你放心吧。我吃了一驚，忍不住埋怨起來。萌萌仍然定定地看著我，不作解釋。一個月後當我在警司學習班裏徹底絕望時，曾暗自慶幸稿子燒掉；但那時《四月革命》已經被鉛印成了小冊子。”
作為學者，萌萌留下了不少文字。但對我而言，更重要、更有價值的是她沒有說出，或者沒有來得及說出的東西。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的經曆是最寶貴的財富，她的經曆多半沒有轉化成文字。
我曾和萌萌談到過，有過我們這樣經曆的人後來變成職業性的學者，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做學問有可能使用苦難換來的體驗提升，成為他人可以共享的、在曆史上留得下來的財富；但也可能成為躲避的理由。我們的一些朋友從當了副教授起，甚至更早，就對自己６０和７０年代的經曆諱莫如深，萌萌不是這樣，她談起來坦然和自豪。
最後，我要冒昧地說，我自信無愧為萌萌的朋友或戰友，因為除了當一個夠格的學者，我還一直致力於萌萌和我共同看重的事，萌萌想做但沒有做，或者來不及做的事。我理解我生命的意義，以及與萌萌的友誼的意義，就在於執著地做這些事，這些價值高於學術的事。
原載《南方周末》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