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一次萌萌來北京，要去拜望他父親的老朋友，也是“胡風案”的難友綠原、牛漢等前輩。我陪她去了綠原家，這次探訪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記憶。詩人、翻譯家綠原和夫人是一見麵、一交談就會感到極其善良的人。雖然冤案早以平反，雖然進入“新時期”已經十多年，但劫後餘生的驚悸、不見天日的冤屈和無止境苦難的餘波似乎還充塞在這個家庭的每一個角落。從綠原和萌萌的交談中我得知，“胡風集團”許多成員都遭到家破人亡之災，其子女中死亡、精神失常的也不在少數。綠原還悲憤地告訴我們，前不久在一個聚會上，當一個年輕的大學生得知他麵前的老人就是綠原時，竟衝口而出：“啊，我知道，就是那個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人！”老人說：“你們看，都平反快十年了，年輕人還把我們當反革命！
再過幾十年，我們這些人都死光了，沒有人站出來說明事實真相了，後代怎麼看待我們啊？”
出了綠原先生的家門，我向萌萌大大地發了一通感慨，我說，雖然黨中央已經正式為“胡風集團”平了反，但和當年那種鋪天蓋地的批判與聲討相比，與不計其數的書籍、文章中的喧囂相比，這改正的聲音是太微小了，以至於不少人隻聽說了所謂“反革命集團”的凶惡和猙獰，而不知道那是一個天大的冤案，不知道那麼多優秀知識分子的冤屈、苦難及其家屬受到的連累。我還說，雖然李輝、萬同林等人為“胡風集團”冤案寫了書，但還不夠，如果有更多的蒙冤受難者和他們的親屬出來說話，講述事件的細節和傷口的深度，那會有助於後人了解曆史的真實。我對萌萌說，她也有責任。
衝動之下，我和萌萌商量決定，今後我們要把她的父輩的經曆和遭遇當成一個課題或項目來做，包括他們年輕時的理想，他們在文學上的探索與成就。萌萌是“集團分子”子女中少有的可以上每一人家，為所有人接受的後輩，我們要趁“集團分子”大部分人還在，把他們的記憶搶救下來，把他們的痛苦、遭遇，把那一段不應該被遺忘、被曲解的曆史搶救下來。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我們的計劃沒有實施，這成了我終身的遺憾。有一陣，我聽說耿占春和萌萌已經說好，要做類似的事，占春的興趣不在曆史而在文學，他們想主要梳理“七月詩派”的來龍去脈。我聽到這個消息由衷地高興，事情隻要有人做就好。不過，不知什麼原因，這件事最終還是沒有做，我想，遺憾和惋惜應該不止是我一個人的，說得誇張一點，這可能是一個曆史性的遺憾。對此，我的耿耿於懷長時間難於消失。
前幾年，當我在網絡上讀到《往事並不如煙》的各個篇章，當我認識了作者章詒和，當詒和贈我香港版的《最後的貴族》時，我的感慨又一次泛起。有可能，當後人隻能憑借書籍和文獻材料來理解曆史時，章伯鈞、章乃器等“右派分子”在九泉之下，會為自己的子女章詒和、章立凡等人的著述而略感安慰。萌萌可能是“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子女中極少數幾個讀了研究生的人，她走得實在是太早了，她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做，但是，做不成了！可能我最知道萌萌離去造成的遺憾。
萌萌是有曆史感和曆史責任感的。１９９３年我從英國歸來，應邀到海南去開會，會後和萌萌、誌揚、家琪以及萌萌的夫君肖帆談到了１９６６年的經曆，大家的精神都亢奮起來，說得比會場上熱鬧得多。我們決定有計劃、有步驟地做這方麵的事情。分別時，萌萌還交給我一筆錢，由我負責在北京收集和購買相關的書籍、資料，她在自己家中開辟一個地方收藏這些資料。
在這之前，即萌萌、誌揚、家琪還沒有調到海南的１９９２年９月，我到全國一些地方去作專題采訪，在武漢時，萌萌家成了我的工作基地，她劃出整整一周的時間對我全程陪同，動用她在武漢的全部關係為我聯係采訪當年的活躍分子、風雲人物。沒有她，不會有一個人接待我，人們普遍忌諱談論那一段往事——其實到今天還是如此。武漢的那些人物跟萌萌的關係不是一般的深，對她的信任也非同一般，隻有靠她的關係、她的麵子，人們才破例接待我。
采訪的第一個對象是魯禮安，這是當年呼風喚雨、威震四方的人物，他在一家外企工作，正要出差，早已買好了中午的機票，萌萌硬是請求他在上午和我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