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事
３月初到香港，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的活動，紀念《二十一世紀》創辦二十周年，祝賀其實際負責人劉青峰光榮退休。
１０月初去歐洲參加“中國與歐洲”對話會，會議從形式到內容都大而無當，主會場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分會場分布歐洲二十多個城市，我的分會場在巴黎，返回北京又得再到布魯塞爾出發。
我們有共同的經曆
萌萌過早地離開了，給我們留下一個巨大的感情與思念的黑洞，各種思緒都指向一點，似乎不能逃脫一種巨大的吸引力，她平時的音容笑貌，她的精神氣質，她身上與生俱來的詩意和憂鬱，都清晰地、毫無減損地存留在我的心中。在各種印象、記憶和情緒的背後，是那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命運啊，你為什麼這麼殘忍，為什麼要這麼早就把我們的朋友帶到另一個世界？我們還有那麼多話要說，那麼多事要做，還有那麼長的路要一起走！
萌萌是海南大學的教授，還有一個我說不清楚的學術職務，其實，這個職務到底是什麼，我一點也不關心。甚至，萌萌最近編了什麼書，寫了什麼文章，我也不太關心。雖然，萌萌在學界很活躍、有影響，廣結人緣，而且我們曾經聯手經辦過一些學術活動，但我沒有把她當成一般學術界的同人，我一直把萌萌當成自己的私人朋友，就像那些與自己共同經曆過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８年不平常歲月，一道經曆過上山下鄉的艱苦日子的老同學和戰友一樣。
“戰友”可能是一個容易引起誤解的詞，在我們多年流行的意識中，它帶有鮮紅的色彩，代表一段光榮的經曆，一般不在革命隊伍中的人，是不宜用這個詞的。
我也不想用，但我想不出更好的詞來形容在萌萌身上我特別看重的東西，我們作為真摯朋友彼此看重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共同的經曆，以及在這種經曆中驚人一致的思考、探索，相同的追求與價值判斷，以及類似的磨難。
記得是在１９８２年夏天，因為周國平、趙越勝的關係認識萌萌的。我們一幫人去八大處玩，回來路上，走得很分散，一段時間碰巧就我和萌萌走在一起。我知道她和我一樣是碩士生剛畢業，就問她的專業和興趣，她說她研究西方文學，我想當然地認為那麼她一定精通英語，可以讀莎士比亞的原著，就和她大談英語和莎士比亞。萌萌坦誠地告訴我，她並不懂英語，最能表達她的思想的論文，是一篇論易卜生的戲劇《培爾·金特》的文章。
談到易卜生和《培爾·金特》，萌萌一下子來了勁，滔滔不絕，講得動情和忘情。我很快就把握了她的思路，她做論文，完全不是在某個“專業”領域做文章，她是把自己對生活的體悟、對人生意義的求索和文學上某個合適的範例結合起來，借助於這個形象的深刻性和豐富性來展開自己的追問與思考。盡管沒有談莎士比亞，我還是感到哈姆雷特王子的靈魂與我們的談話糾纏在一起。可以想見，萌萌是有過大悲大苦的，和哈姆雷特從個人的悲劇升華到對人間普遍苦難產生悲憫從而發出“整個丹麥是一座大監獄”的悲歎一樣，萌萌從個體的遭遇上升到人間的不幸，她既要得到個體的超脫，又要尋求普遍的解放。
從談話中，我知道萌萌的經曆和我有許多共同之處：從孩童時代就體會到的天生不平等，把靈魂的得救寄托於被革命隊伍承認和躋身於革命隊伍，１９６６年的狂熱，以及隨之而來的幻滅、思考和受到打擊。
萌萌從北京回武漢時，我們好多人都去車站送行，萌萌似乎經受不起與朋友離別，她聲音發抖，眼中噙淚。她在無法表達時給大家念了一首自己詩，我依稀記得第一段是這樣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在哪一段回流/哪一場暴風雨裏/我失卻了我的清綠/變得渾黃”。詩句使我震撼，我感覺到，這既包含對生活和自我缺失的巨大之痛，也包含對生命超越性的執著。這是一個經曆過苦難，不以單純自豪的女人；這是一個沒有被磨難擊垮，在複雜中堅持單純信念的不屈的女人。
大家公認萌萌的詩是寫得很好的。萌萌的父親曾卓是老一代優秀詩人，他的詩我沒有怎麼讀過，隻記得在“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平反之後他寫了一手膾炙人口的詩——《懸崖邊的樹》，其中有“它的彎曲的身體/留下了風的形狀”，這是一個極其令人難忘的意象：狂風暴雨使大樹成了風的形狀。這父女兩代詩人，他們的詩意和苦難總是交相輝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