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出身非“紅五類”的同學心理上更需要佩戴像章。“紅五類”的革命感情據說由於血緣關係自然相傳，天生得到保證，而運動一開始那些幹部子女的著裝一概是褪了色的舊軍裝加腰間的武裝帶，更是與他們父輩的武裝鬥爭形象一脈相承，他們的革命精神是家傳，不需要證明。其餘人等需要借助於配飾來表示自己的忠心，但正是在這個立場攸關的重大問題上，“紅五類”們嚴格把關，不準血統不純的人佩戴像章，他們要使差別無所不在、突出顯眼。喝令“取下像章”，沒收像章的事件在校園內不時發生，被“糾察”的學生哪怕沒有受皮肉之苦，也會因為在大庭廣眾之下遭到揭露和打擊而狼狽不堪。
當我拿到一枚小小的像章時，就像接到一個燙手的山芋。“戴，還是不戴？”成了類似哈姆雷特思考的難題。胸前沒有像章等於是身份暴露，就像霍桑的小說《紅字》描寫的那樣，本身就是罪過與恥辱的標記；但是，大著膽子帶上，就要冒自取其辱的極大風險。雖然我心中有一大套“我配，我有權利”的說辭，並且默默念叨了無數遍，但實在沒有勇氣去冒險。我不敢，也沒有設想過要抗爭，至於抗爭肯定沒有用，則是另一回事。
我怔怔地麵對著Ｍ，心中著實為難，我怕被拒絕，我怕遭到奚落：“你是什麼人，你也想去串連？”Ｍ對我的遲疑很不耐煩，隻摔下一句話“明天去火車站”，轉身就走了。他是在激我，不容我推脫，不與我爭辯。
退無可退，我三步兩停地走到學校辦公室。管開證明信的是年輕的教師Ｌ，她家庭出身不壞，在“四清”運動和“文革”初期是教師中的政治紅人，沒有像多數同事那樣被打成“牛鬼蛇神”而成天勞動改造，待我說明來意之後，她直截了當地問：“你家庭出身是什麼？”用鷹隼般的眼睛盯住我。內心惶恐不已，但嘴上鬼使神差般地冒出：“教師”，謝天謝地，她沒有追問。拿到證明向校外走，腳步固然輕快，心中其實餘悸未消，我是被Ｍ逼到這一步的。
串連的始終，出頭露麵的事全是我去辦。Ｍ比我能幹得多，特別長於對外交往，但他的證明上除了說他是學生外出串連外，特別注明他“家庭出身為舊軍政人員”，因此像辦理火車票、接待站登記的事一概由我出麵。證明信夾帶這麼一條又粗又醜的尾巴，顯然是他的學校中“紅五類”掌權者迫於形勢，不能拒絕他外出串連，但又不甘心“狗崽子翻天”與他們平起平坐，給Ｍ的行程安放的定時炸彈。
從８月的“紅色恐怖”和血統論到１０月底“革命師生人人權利平等”，給了我們這些人改朝換代的感覺，這是黨中央、毛主席幹預和命令的結果。
１０月１６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其中把“紅五類”們提出的“老子英雄兒好漢”斥責為“剝削階級的反動血統論”，比喻為封建時代宣揚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認為他們犯了“壓製群眾”的錯誤。
此前不久的１０月５日，中央批發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通知》，命令為在“文革”運動初期被黨委或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的學生平反，銷毀用來整這些人的檔案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