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事
應《收獲》雜誌約稿，為其“親曆曆史”欄目寫回憶“文革”的文章“我的大串連”。
６月赴巴黎，應邀在法國高等社會科學研究院作客座教授，講授“當代中國社會思想”課程。
８月，好友萌萌因肺癌去世，滿懷深情寫出悼念文章。
９月赴上海複旦大學，參加中國和瑞典合辦的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作關於瑞典社會民主主義的發言。
年底，《圖書商報》、《中華讀書報》等進行年終書評，推薦閻年科的《丁莊夢》等。
我的大串連
當初，“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如火如荼地搞了半年，１０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正坐在教室裏百無聊賴翻讀《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文章，Ｍ興致衝衝地一陣風卷了進來，壓低聲音但壓抑不住亢奮地對我喝道：“快，快去開串連證明，我們明天上北京！”
我被這突如其來的想法驚嚇住了。怎麼，上北京，我們？我們這樣的人也要去大串連，而且去北京？Ｍ兄，你的神經是不是有毛病？
Ｍ急匆匆地向我解釋，說現在形勢變了，外出串連不再受家庭出身的限製。
他見我反應不過來，得意非凡地掏出學校開給他的介紹信，果然，是證明他外出串連。
Ｍ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們初中是同班同學，他當班長，我是學習委員，大概算得上是品學兼優、春風得意的學生。１９６３年升高中時，已經是大講特講“階級鬥爭”和“階級路線”的時候，我們報考的都是成都最好的第四中學，但我隻考上第二流的學校，他則被發配到郊區一所不入流的中學。我們的失敗是因為家庭出身，我的父親有說不清道不明的“曆史問題”，１９４９年之前他一直教俄語，但要命的是在國民黨政府的軍校；Ｍ的父親過去領有將軍銜，解放後以“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捕入獄。我和他在經曆了一段難堪的日子後，分手到了不同的學校，但我們仍然是好朋友，因為念高中時學校氣氛與以往大不同，同學按家庭背景分成三六九等，我們失去了以前風華正茂的氣概，新一茬得寵的同學和我們的關係是“幫助與被幫助”、“教育與被教育”。我與Ｍ同病相憐，是無話不談的知心朋友。
去北京？當這個問題從遙遠、可望而不可即一下子變得現實擺在自己麵前時，我感到措手不及、百感交集。如果它永遠隻是一個藏在心中的夢，或許要好得多。
我想象過脫離四川盆地，登上高山、眺望大海，奔騰於草原，或是徜徉於森林，但不敢奢望到北京，我缺乏政治想象力，而北京已經被高度政治化了，它成了金光閃閃、令人思而起敬、望而生畏的符號。舞台背景的北京天安門光芒萬丈，詩人吟唱北京頌時，會在吐出這個神聖的詞之前作一個短暫而令人震顫的停頓，在記錄毛主席接見串連師生的影片中，畫麵的重疊使北京成為紅太陽升起的聖城。如果說朝覲麥加是每個伊斯蘭信徒的畢生願望，那麼我們這裏對資格的要求更嚴，相當一部分人由於血統的原因天生被排除於行列。
與北京有關的事情，還帶給我難言的隱痛。
那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貼出了被毛澤東譽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之後，革命形勢如星火燎原，校園內、教室裏每天充斥著既程式化又力圖花樣翻新的“敬獻忠心”活動，每個人都用極度誇張的詞句發言，歌頌領袖、表示決心，天天如此。一天，一個同學提議，為了表示我們對偉大領袖的熱愛，我們應該從北京購買毛主席像章，胸前佩戴上像章，就等於心中時時刻刻裝著他的偉大形象和教導。這個倡議在歡呼聲中一致通過，像章也出乎意料地順利從北京寄到我們班級。
在等待像章的短短兩周時間之內，形勢發生了劇烈變化。北京的紅衛兵串連到了成都，他們在東方紅禮堂——四川省規格最高的會議場所，原名“錦江禮堂”，在“革命化”的更名運動中改變了名稱——舉行“紅五類子女翻身大會”（“紅五類”指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農和下中農），抬出了他們的綱領即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揚言要把出身不好的“黑五類狗崽子”（“黑五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一刹那，原先朝夕相處的同窗劃分為“專政與被專政”、“改造與被改造”兩個陣營，侮辱和打罵隨時都在發生，歧視和等級劃分最基本的表現之一是宣布出身不好的人沒有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權利，戴了的要喝令取下、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