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中華傳統文明的延續。如果說，文明包含宗教、道德、審美、文化、教育，以及日常禮儀等因素的話，那麼現代中國是以意識形態為中心，意識形態充斥所有領域為特征的。我們在長時間內講“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我們長期搞“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推行和樹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我們既不講君子、小人，也不講血緣、親族，而是講同誌，講“親不親，階級分”；舊製度被打得粉碎，傳統斯文掃地以盡。現在侈談什麼中國文明，純屬畫餅充饑。
代替傳統文明的是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不來自中國文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也不來自中國文明。如果一定要牽強附會地說什麼文明衝突，那麼隻能說是西方文明內部的衝突，一邊是不斷改進和發展的西方主流文明，一邊是批判主流的支流，它傳到東方，形成一種名稱仍屬西方，實際已成雜交的土洋結合的文明，由於它在宗教和道德方麵不成係統，它不太像一種完整的文明形態。
所以，現在說的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衝突，是一種虛構，是偽問題。
當前的衝突屬於什麼性質？
中國最近與外部世界的衝突，特別是表現為與美國的衝突，屬於什麼衝突，是不是主要表現為文明的衝突，或者包含了文明的衝突？仔細研究之後可以看到，答案是否定的。
我國與美國、歐盟、日本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存在經濟方麵的衝突，這主要表現為貿易戰，比如一些國家對我國的紡織品出口設限，對某些產品采取反傾銷措施，這是國家之間十分普遍的問題和摩擦，是正常現象。
中國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的潛在衝突，對中亞國家最近發生“顏色革命”的不滿和警惕，屬於國家利益和政治衝突，這種地緣政治方麵利益的不同考量，也是很常見的。
中國經常在維也納國際人權會議上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間較量，很容易被說成是文明的衝突，但實際上是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衝突。之所以容易被當成文明的衝突，是因為陣線基本上是以西方國家為一方，以亞洲許多國家和伊斯蘭國家為一方。但仔細觀察後會看到情況不完全是這樣，支持中國的還有古巴和很多非洲國家，其製度或意識形態相同或相似，但從曆史、傳統看，屬於不同文明。
更說明問題的是，在人權問題上，以前東歐國家支持中國，劇變之後則不支持，兩種態度都出自於社會製度和意識形態。
中國與朝鮮的關係是另一個典型例子。外國人和中國人很容易把兩者都劃歸到東亞文明，認為兩者都繼承了傳統的儒家文明。其實朝鮮和中國的情況差不多，儒家文明即使不是無從談起，也是所剩無幾。中國與美、日、韓一樣，主張朝鮮半島無核化；中國對朝鮮的安全關切抱同情和支持態度；中國非常積極地促成六方會談；所有這一切，明顯地都是出於國家利益和地緣政治的考慮，與文明的相同相異沒有關係。
這裏不能詳細、全麵闡明文明衝突的內容和特征，不過至少可以大致說，文明的衝突具有長期性和持續性，要調動曆史記憶和文化資源，往往還要出現群情激奮。中國和美國的矛盾好像具有這些特性，但認真分析之後則發現不然。中美在抗日戰爭中是盟友，在反對前蘇聯的霸權主義時也是盟友，兩國不但長期沒有文化衝突，相反，文化、教育關係曾經非常密切。２０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衝突起於意識形態而不是文明。中日之間的衝突非常具有上述特征，但偏偏兩國被當成屬於同一文明。亨廷頓為了堅持他的“文明衝突論”，斷言在未來中西文明衝突中日本會站在中國一邊，我想，幾乎每一個中國人以及了解日本的人，都會認為這是錯誤判斷。這與其說是他對中日關係的曆史了解不深，不如說是他的“文明衝突論”不對。
有文明差異，更有文明共識
當然，文明的差異也是不可忽視與回避的問題。各個民族，特別是文化豐富、曆史悠久的大民族，在宗教道德、思維方式、文化背景、法律傳統、人文精神等方麵彼此不同，近代以來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各個方麵發展水平不同，相互之間的理解和相處不會自然就成容易的事，他們之間應抱什麼態度，特別是應該遵循什麼準則，才能共存共處？
當今世界處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這既是一體化的時代，又是多元共生的時代。
各個民族、各種文明在小小的地球村相遇，矛盾和摩擦在所難免，聯合國並不是國家之上的國家，政府之上的政府，它的統合能力、化解紛爭的能力相當有限，如何使不同的文明和平共存而不是相互毀滅，極大地考驗人類的智慧。
我認為，中國的一句成語提供了解決問題的鑰匙，這就是“求同存異”，當然，需要我們賦予它具體內容。
我還認為，當代著名的政治哲學家羅爾斯在其名著《政治自由主義》和《萬民法》中闡發的理論，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和借鑒作用，另一位著名政治哲學家哈貝馬斯的學說同樣也對我們有參考和啟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