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爾斯是這樣提出問題的：具有不同宗教、道德、文化、習俗的民族和人群，遵循什麼規則和平相處？顯而易見，不能把某一種文明當成主流文明，強加於人。
另一方麵，事實上可以發現，雖然各種文明的核心成分有根本性差異，但各文明的內容不是一個點，而是半徑很大的圓，它們不同心，但有相當的交疊部分，羅爾斯把這稱為“交疊共識”，從中可以提煉、製定共同生活的準則。羅爾斯還把宗教、道德的核心內容，即我們中國人稱之為指導“安身立命”的內容叫做“完備性知識”，它們在不同文明之間是不可通約、不可共享的，但“交疊共識”與宗教、道德無關，是“政治性”的。明顯易懂的例子是，美國是一個非常多元化的社會，不能要求人們遵守某一種宗教、道德，但憲法是大家遵循的最高規則。
確實，當今世界不可能遵奉某種文明為唯一或最高文明，哪怕它多年來一直處於強勢地位，但聯合國憲章和一係列宣言、國際法卻提供了共同遵守的規則，它們是大家認可的，也是經過曆史檢驗的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有人可能會認為，它們的內容太單薄，不足以指導人們安身立命，需要想得通的地方恰恰在這裏：
我們隻需要在政治準則上取得共識、達成一致，在其他問題上我們必須習慣寬容和多元化。
哈貝馬斯２００１年訪問中國，他在講演中論證人權之類的價值具有文化間性，他這樣說：“我的出發點是，人權不是源於西方文明這樣一個特殊的文化背景，而是源於這樣一種嚐試，即對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展開的社會現代化所引起的一係列挑戰作出回應。”他在講演中批評李光耀宣揚的所謂“亞洲價值”，他不知道李光耀已經改變了觀點，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存在一種全球價值。
現在是否到了中華文明一統天下的時代？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有些人在中國國力不斷增強、國際活動不斷增多、國際地位逐漸提高的情況下，頭腦發熱，虛驕之氣猛升。他們昧於世界大勢，認為現在已經是中華文明向支配世界多年的西方文明挑戰，甚至取西方文明而代之的時候。
這方麵的表現之一，是不少人被幾個西方人有關“北京共識”的阿諛之詞和甜言蜜語哄暈了頭，以為真的有一個所謂“北京共識”，已經或即將取代在世界上占主導地位的“華盛頓共識”。
“北京共識”是２００４年時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雷默在英國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北京共識”的靈魂是不斷創新、大膽實驗、堅決扞衛國家利益，而代表西方個人主義、私有化和自由貿易教條的“華盛頓共識”在世界一些地方已經破產，中國創造的另一種發展模式為世界帶來新希望，正在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化之路。
盡管雷默話有些吞吞吐吐、模棱兩可，但“北京共識取代華盛頓共識”成了一些國人理解的全部內容，這使得他們欣喜若狂。
最感興奮的是老左派和新左派，他們一直對中國現行的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發展戰略不滿，一直認為改革開放政策是放棄社會主義傳統，向西方資本主義投降。在他們日益感到勢孤力單的時候，“北京共識”的提出對他們是一種強興奮劑。有左派理論家說：“因為北京共識的理論科學性和實踐優越性，它將成為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的、是對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具有重要影響的共識。”
有些中國文化論者雖然沒有那麼狂熱，但也深受鼓舞，因為他們欣賞“北京共識”中的“中國特征的全球化”概念。
也有學者表示了清醒和冷靜態度，認為“總結中國本身發展的經驗無可厚非，也很重要，但如果把中國的經驗上升為北京共識，甚至像華盛頓共識那樣向外推廣，那就大錯特錯了。在這方麵，中國是有曆史教訓的。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竭力向第三世界國家推廣共產主義，結果造成了一些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抵製和敵視”。
另一種表現是有人認為中國現在已經足夠強大，應該改變鄧小平製定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方針，認為隻是“韜光養晦”就不能“有所作為”。這種主張實際上是沒有正確估計中國的國力和世界格局中的力量對比，而且含有一種“現在該我說了算”的危險傾向。中國老資格的外交家、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對這種主張作了公開回應，他認為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是要奉行“韜光養晦”的政策，他表示擔心“一個國家在和平崛起的時候容易產生狹隘的民族主義”。
不少熱愛中華文明的人認為，我們文明的特征是謙遜、大度、包容、開放、奮進，我們沒有必要考證和爭辯它在曆史上、事實上是否如此，與其他文明相比它的特征是否如此，隻要我們堅持在價值層麵上認定它應該如此，這就夠了。隻要我們對自己的文明作這樣的理解和闡釋，中華文明就將在更新中發揚光大。
原載《領導者》２００５年８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