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談》reference_book_ids\":[7267077384468171776]}],\"15\":[{\"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5,\"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51,\"start_container_index\":15,\"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44},\"quote_content\":\"《武州公秘話》reference_book_ids\":[7024433315545353252]}],\"28\":[{\"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30,\"start_container_index\":2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4},\"quote_content\":\"《苦茶隨筆》reference_book_ids\":[687438689113578189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8,\"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43,\"start_container_index\":28,\"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37},\"quote_content\":\"《苦竹雜記》reference_book_ids\":[6874386895275559950]}],\"26\":[{\"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26,\"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149,\"start_container_index\":26,\"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145},\"quote_content\":\"《論語》reference_book_ids\":[7255253493282245671]}],\"19\":[{\"annotation_type\":\"0pos_info_v2\":{\"end_container_index\":19,\"end_element_index\":0,\"end_element_offset\":254,\"start_container_index\":19,\"start_element_index\":0,\"start_element_offset\":248},\"quote_content\":\"《奧之細道》reference_book_ids\":[7002144459722869773]}]},\"author_speak\":\"code\":0,\"compress_status\":1,\"content\":\" 日本管窺之三
此刻現在自己伸出嘴來談中日事情，有點像樊遲樊噲的小兄弟一樣，實實是“樊惱自取”。可是不相幹，我還想來說幾句話。這並不是像小孩玩火，覺得因危險而好玩，也當然不是像法師振錫，想去醒迷警頑。我隻是看到別人的幾句文章，略略有點意思想隨便說說罷了。胡適之室伏高信二君的兩篇大文都在報上讀過了，兩篇都寫得很好，都說得很有道理，我也很佩服，但是引起我的感想的卻不是這個。我所說的是一個在東京的留學生真君十一月二十四日寫來的私信，其中有雲：
“前日隨東師觀早大演劇博物館，初期肉筆浮世繪展，昨又隨其赴上野帝室博物館並美術館之現代板畫展等，東師一一賜為詳細說明，引起無限的興趣。同時益覺得今日的日本可敬可畏，而過去的日本卻實在更可愛。江戶今雖已成東京，但仍極熱望能在此多住幾年，尤望明年先生也能來東京，則更多賜教啟發的機會了。然而這些希望看來似乎都很渺茫也。”
這裏我忽然想起了清末的兩個人，黃遵憲與葉昌熾。黃君著的《人境廬詩草》卷八有《馬關紀事》五首，顯然是光緒乙未年所作，其一雲：
“既遣和戎使，翻貽驕倨書。改書追玉璽，絕使複軺車。唇齒相關誼，幹戈百戰餘。所期捐細故，盟好複如初。”黃君雖然曾著《日本雜事詩》與《日本國誌》，在中國是最早也最深地了解日本的人，但在中日戰爭的甲午的次年就敢於這樣說，我們不能不佩服他的膽識。葉君詩文集外著有《語石》，最有名，歿後出版的《緣督廬日記鈔》卷八記庚子六月間事有兩則雲：
“初九日，茝南來久談，雲日本使臣及統兵官因待中國太厚為其國主撤歸，此必各國有責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跡，然而中國苦矣。
初十日，昨茝南雲，慶邸回京往晤各國使臣，日使教之雲，為中國計，第一請停戰，第二急派兵剿義和團，無令他國代剿，失自主之權。畿輔州邑得不致大遭蹂躪者，此兩言之力也。為我謀不可謂不忠，宜各國之有後言也。”這裏所記的是否事實我不能知道，或者茝南所談原隻是道聽途說亦未可知，不過那都沒有什麼關係，所可注意的是葉君在庚子那時對於日本的態度。這種態度大約也不隻葉君一人，有茝南等人展轉相傳地來說，可知這空氣傳播得頗廣，葉君卻把它表示出來罷了。
從庚子到現今乙亥又是三十五年了，突然聽到了真君的話，很有點出於意外。真君本來是頗愛人境廬的詩的，所以意見與黃君相近吧？但是這裏有點不同，黃葉二君親日的意見大抵以政治為立腳點，而真君則純是文化的，這是我所很感到興趣的地方。說到親日，我在這裏不免要來抄錄一篇小文，對於這個名詞略加說明：
“中國的親日派，同儒教徒一樣，同樣的為世詬病，卻也同樣的並沒有真實的當得起這名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