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們知道他們最知心的朋友把自己了解到了什麼程度，會不受到致命的傷害？—通過自我認知，並把我們的存在本身看作一個變化著的觀點和情緒的領域，從而學會一點藐視，這樣我們就重新平衡了自己和他人。對於我們的任何一個熟人，我們都可以看輕，不管他是否偉大；我們都有理由將這種感情轉向自己。—所以我們要互相忍受，因為我們事實上忍受了自己；也許更快樂的時刻有一天會來到每個人的麵前，這時候：“朋友啊，沒有朋友！”瀕死的智者這麼喊著；“敵人啊，沒有敵人！”我這活著的蠢貨這麼喊著。
請求發言
請求發言。—現在所有的政黨都有一些共同特點：故意蠱惑人心和影響大眾。正因為上述種種故意的行為，它們的原則就成了奇蠢無比的事，它們的蠢樣還被這樣畫到了牆上。在這事情上已經毫無改變的餘地，連豎起一根手指都多餘；伏爾泰曾就這個問題，說過一句恰當的話：如果庸眾也參與進理性思考，那麼一切就都完了。隨著這種情況的產生，人們必須與新條件相適應，就像與地震移動了大地外形的界線和輪廓，改變了財產的價值以後的情況相適應一樣。此外：如果所有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盡量多的人可以忍受生活，那麼這盡量多的人至少也能決定，他們對於所忍受的生活作何理解；如果他們靠著自己的理智，來找到實現這一目標的正確方法，對此懷疑又有何裨益？他們想幹脆地為自己鍛造出幸運和不幸。（此話出自一句德國格言：“每個人都鍛造了他自己的幸運。”）
如果這種自主的感覺，這種從頭腦裏蘊藏和發掘出的幾個概念所產生的自豪，已經在現實上改善了他們的生活，使得他們願意承受有限的致命後果的話，那麼就無話可說了，這種有限有一個前提，即，不去要求一切都變成政治，也不去要求每個人都按照這樣的尺度來生活和工作。因為首先，比任何時候都更多的一些人必然可以放棄政治，去休息一番：對自主的興趣也驅使他們這樣去做；而且如果人數太多，或者直截了當點，說話的人太多，那麼保持沉默大概算是一種小小的自豪了。其次，如果這些少數人並不看重多數人（應該理解為各民族和各人口階層）的幸福，也不對諷刺態度時有愧疚，那麼你就必須對少數人的問題視而不見；因為他們的認真在別處，他們的幸福是另一種概念，他們的目標是不會被區區五個手指的笨手窩在手中。最後—難以承認卻不得不承認的是—時不時有這樣一個時刻，他們走出沉默的孤獨，再一次試試他們的肺活量：然後他們像森林裏的迷路者一樣互相呼喊，以便察覺彼此，並得到彼此的鼓勵；當然，在他們這樣做的時候，聲音會變得很響，聽起來很刺耳，不過這不是故意的。—隨後，森林裏又歸於平靜，靜得你又可以清楚地聽見生活在森林裏上下各處的昆蟲的嗡嗡聲、嚶嚶聲和翅膀拍擊的聲音。
關於信念與正義
關於信念與正義。—人們一時衝動說過、許諾過、決定過的事情，事後必須實際而客觀地做到—這屬於人們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必須接受發怒的後果，接受烈火般報複的後果，接受熱情地為未來獻身的後果—由此激起對這些情感的怨恨，正是這些情感成了無處不在的被崇拜的偶像，尤其是藝術家在促進著這種偶像崇拜，而對這些情感的偶像崇拜越強烈，就越是怨恨這些情感。藝術家花費功夫估計激情的價值，長此以往；當然，他們也讚美個人所保存的可怕的滿足的激情；讚美寧可被殺，被肢解，被流放也要報複的衝動；讚美那種認了命的悲情。總之，他們念念不忘對激情的好奇，似乎他們想說：“不曾經曆激情，就不曾經曆一切。” 因為我們對忠誠許下誓言，或許隻是忠誠於虛無的神，因為我們在讓自己著迷，並讓那種著迷的東西好像值得擁有任何一種崇拜和犧牲的盲目瘋狂狀態，將我們的心獻給一位王公、一個政黨、一個女人、一個修士會、一位藝術家、一位思想家，難道我們就成了永遠綁定在一起的整體？此刻我們沒有自欺欺人？這諾言不是利益交換？
其前提條件當然是不言而喻的：那些我們神聖化了的東西其實就是我們想象中的東西。此外，我們必須為錯誤守諾，甚至當我們明知這種守諾會危害我們更進一步也要如此嗎？不，沒有這種法律，沒有這種義務；我們一定要做叛徒，一定不要守諾，一定要丟棄所謂的理想。沒有這種叛變的痛苦，甚至不再遭受這種痛苦，我們就不會從一個時代跨入另一個時代。我們需要為此避免痛苦，防備衝動嗎？對於我們而言，世界會變得更荒涼陰森嗎？我們更願意問自己，這些信念轉變的痛苦是否必要，或者它們是否由一種錯誤的主張和評價所決定。為什麼我們崇拜守信之人，而鄙視無信之人？恐怕答案必然是：因為人人都確信，隻有拿微小的利益和個人恐懼形成的動機對比才會引起這樣一種改變。也就是說，我們基本上相信，在自己的主張有好處，或者至少對自己無害時，每人會改變自己的主張。但是，即便如此，對於所有信念的理智方麵，這其中也包含著一種不利證明。讓我們測試一下，信念是如何產生的，看一看它們是否被過於高估了：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所有情況下，信念改變多少完全取決於錯誤的尺度，迄今為止，這種改變讓我們大受傷害。
在自然的鏡子中
在自然的鏡子中。—假如你聽說，有人喜歡走在高高的金黃的玉米地裏；在所有事物中，他更喜歡紅彤彤的、金燦燦的秋天裏的樹林和鮮花的顏色，因為他們的美超越了自然之美；他在巨大的枝繁葉茂的堅果樹下的感覺，就像自由徜徉在親人之間；在山裏，麵對那些偏僻的小湖泊便是他最大的快樂，在湖泊中，似乎孤獨的眼睛正在對他凝視；他喜歡氤氳迷霧中那種灰蒙蒙的寧靜，這種寧靜在秋天和初冬的夜晚爬上窗戶，就像一切沒有靈魂的噪聲都被絲絨窗簾所阻擋；他感覺沒有鑿過的岩石是來自遠古的希望說話的見證者，小時候起就對他們心懷敬仰；最後，對他來說，有著蛇一樣的波紋和食肉動物之美的大海是陌生的，而且始終是陌生的—如果你聽說了這一切，是否就代表已經精確地描繪了這個人？— 是的，這個人的某些東西因此而得到了描繪，但是自然之鏡卻不會說就是這個人在他全部的田園式感傷主義中（甚至都不說“盡管有這種感傷主義”）可能會非常缺愛、小氣和自負。長於此道的賀拉斯將對鄉間生活的脈脈柔情放在了羅馬的一個高利貸者的嘴巴和靈魂中，放在了那句著名的話中：“遠離生意操勞的人是幸福的。”
作為未來指路者的詩人
作為未來指路者的詩人。在如今的人群中，剩餘了太多富有詩意的力量，生活並沒有將之消耗殆盡；這麼多力量毫無保留地為一個目標獻身，絕不是要臨摹現在，複活和濃縮過去，而是指向未來—這不應該把詩人理解成一個難以置信的國民經濟學家，會首先認識到比較有利於民族和社會的狀況，並形象地看到其實現的可能性。更應該說，他將要像以前在神像的基礎上繼續創作的藝術家，在美麗的人像基礎上繼續創作，並做出預想：在我們現實的現代世界，沒有任何抵製和製止，美好而偉大的心靈還在和諧勻稱的狀態中，並通過這種狀態獲得可見性、持久性以及典範性，也就是說，依然可能存在這樣一個地方，可以通過對模仿和嫉妒的激發而實現未來。
這種詩人的創作，會因為看似隔絕並回避開了激情的氣息和灼熱而超群絕倫：不可改正的錯誤、人類弦樂的被毀、惡意嘲笑和痛恨一切古老的習慣意義上的悲劇和喜劇的東西，都會在這種靠近新藝術的地方，讓人覺得這是對人像的討人嫌的、仿古式的粗糙化。人物及其行為中的力量、善意、寬厚、純粹以及無意識的本能克製；一塊平整過的可以讓腳得到休息和舒服的地麵；在臉上和事物上得以體現的光照萬物的天空；融為一體的知識和藝術；沒有囂張和嫉妒，和自己的姐妹即靈魂住在一起，並從對立麵中誘發出優雅的認真態度而不是內心衝突的不耐煩的精神—這一切便是無所不包的、普遍的構成金色背景的東西，而在這之上，理想所體現的微妙之差才形成真正的繪畫—讓人類提升自尊的繪畫。—從歌德開始，通向這未來的創作的道路很多，但需要有優秀的開拓者，尤其需要一種力量，比現在的詩人，即關於半動物、關於同力量和本性相混淆的不開化和無節製的堅定不移的描寫者，所擁有的力量大得多的力量。
藝術品的審美之源
藝術品的審美之源。—如果我們考慮藝術感的萌芽之初，自問例如從原始人身上，最初的藝術品喚起了哪些不同種類的快樂，那麼我們最先發現的會是，那種懂得別人心思時的快樂；藝術在這裏是一種猜謎，它讓猜中者為自己的敏銳和機智而獲得快感。然後，人們借著最粗糙的藝術品去回憶，那些經驗中曾使他們感到歡樂的東西，例如，當藝術家暗示狩獵、凱旋、婚禮的時候，人們相應地感到歡樂。另一方麵，當人們遇到對複仇和危險的讚美時，會感到自己被那種描述所激發、感動和點燃。這裏的樂趣在於激動本身，在於戰勝了無聊。—甚至對不愉快事情的回憶，隻要這問題已經解決，或者隻要它讓我們自己作為藝術的對象在觀眾麵前顯得有趣（例如當一位歌手講一個關於粗心航海家遇難的故事的時候），就能產生巨大的歡樂，這時候人們將這種歡樂歸於藝術。—更精致的類型的歡樂，是在一看到點、線、節奏中的所有有規則的、對稱的東西時產生的；因為某一種相似性喚醒了對生活中一切有秩序、有規則的東西的感覺。
我們的一切幸福，都得歸功於這些東西：在對對稱事物的崇拜中，人們潛意識中認為當下幸福的根源便來自規則和勻稱；歡樂是一種感激的祈禱。隻有在某種程度上較多地享受了最後提到的那種歡樂時，更為細膩的感覺才會發生，甚至有可能從對勻稱與規則的破壞之中感到歡樂，例如，當在表麵的非理性當中尋求理性這樣一種做法很有誘惑力的時候：此時，這種感覺就會由此成為一種有審美效果的猜謎，像最初提到的那種藝術愉悅上升到更高類型那樣出現。—繼續沉湎於這種思考的人將會知道，為了說明審美現象，這裏原則上放棄了哪一種假設。
以前的藝術
和現在的靈魂
以前的藝術和現在的靈魂。—因為每種藝術都越來越能夠表達靈魂狀態，表達比較激動、溫柔、強烈、狂熱的狀態，所以當後來的大師們被這種表達方式慣壞了，便在以前時代的藝術品中感覺到一種不舒服，好像古人想清楚地表達靈魂卻缺少方法，或許根本就是缺乏作為基礎的技術需求；他們覺得自己必須在這裏做點什麼—因為他們相信相似性，甚至所有靈魂的一致性。可事實上，那些大師們本身的靈魂是例外的，可能更偉大，其實更冷漠，他們十分討厭那些迷人的活潑的東西：適中、對稱、對令人歡樂之物的蔑視、一種無意識的酸澀和清晨的寒意、一種對激情的回避（好像藝術將在它的手中毀滅）—這些是以前所有大師的思想意識和道德構成之源，他們選擇同樣的道德在他們的表達方式中注入氣息，這並非偶然，而是必然。—是，難道這種認知就意味著，阻止後人按照自己的靈魂對前人的作品賦予靈魂的權利嗎？不，因為它們隻有得到我們贈予的靈魂，它們才能繼續存活：隻有我們的血液才能使它們與我們交流。
真正的“曆史”演講可以像靈魂一樣地去和靈魂說。—人們不是通過讓每一個詞、每一個注釋毫無意義地停在原地畏縮不前，而是以幫助它們不斷複蘇的積極嚐試的方式，來表達對過去的偉大藝術家的尊敬。—當然，如果我們設想貝多芬突然來到現在，在他麵前響起了他的一部按照有助於我們的演唱大師獲得榮譽的、最具現代感煽情和細膩的方式加以處理的作品，他也許會久久無言，不知道是該舉手表示詛咒還是祝福，但最終也許會說：“嘿！嘿！這既不是我，也並非不是我，而是某種第三者— 在我看來， 就算它不完全合適， 也在多少算是合適的。不過，你們最好注意你們是怎麼來進行的，因為不管怎麼說都是你們去聽—我們的席勒說，有活力的就是合適的。那就合適吧，我下去算了。”
關於巴洛克風格
關於巴洛克風格。—懂得自己作為思想家和作家而出生和受教育，而不是為了辯證觀念和分析觀念而出生或受教育的人，將不自覺地向修辭和戲劇求助：因為最終要看他是否能讓自己變得被人理解，從而贏得權力，不管他把感情引向自己時是通過一條平坦的小路，還是通過突然襲擊—作為牧羊人，或者盜匪。這既適用於造型藝術，也適用於詩歌藝術；在這些藝術中，辯證法有缺陷的感覺，語言和敘述方式有缺乏的感覺，再加上一種過於豐富的咄咄逼人的形式衝動，產生出一種人們稱之為“巴洛克”的風格。—隻是順便說一下，教育很差的人和狂妄自大的人，聽到這個詞就立刻產生一種輕蔑的感覺。
巴洛克風格總是出現在任何一種偉大藝術凋零的時候，出現在古典表現藝術提高要求的時候，這是一個自然事件，人們大概將帶著憂鬱—因為是在夜晚降臨之前—注視它，對它固有的表現藝術和敘述藝術的替代品，同時又帶著讚美。屬於這種替代藝術的作品，是具有最高度的戲劇性緊張氣氛的素材和題材，遇到這樣的素材和題材，就算沒有藝術，心也會顫抖，因為感覺中的天堂和地獄如此接近；然後是強烈的感情和表情大加辯論，醜陋和崇高大加辯論，以及大眾之間大加辯論，尤其是本身大加辯論—正如在意大利巴洛克藝術家之父或祖父米開朗琪羅那裏已預示出它將到來一般；投在如此堅固構造的形式之上的朦朧之光、神化之光、欲火之光；此外，在手段和意圖上還不斷有新的大膽行動，這是藝術家為他們自己竭力強調的，而外行必然誤以為看到了一種極為豐富的原始自然藝術的持久而無意的漫溢；在一種藝術門類較早的前古典的和古典的時代，這種風格賴以擁有其偉大地位的這些品性，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允許的：這種精妙美味之物長期作為禁果懸掛在樹上。
正是在現在，當音樂轉入這最後的時代時，人們能夠在一種獨特的壯觀景象中認識巴洛克風格現象，並借助對比，對以前的時代多多了解：因為自希臘時代起，在詩歌、修辭、散文、雕塑中，以及眾所周知的建築中，已經可以經常見到巴洛克風格了—無辜的、無意識的、有必勝信念的、完美的高貴，但是它也使它所處時代的許多最優秀和最認真的人受了益—那樣，不去思考就輕蔑地評價它一種狂妄自大；要是誰的感覺沒被它搞得對更純粹、更偉大的風格失去接受能力，那麼，誰就該為自己大感慶幸了。
二流的藝術需求
二流的藝術需求。—大眾無疑擁有某些你可以稱之為藝術需求的東西，但是少得可憐，滿足起來很容易。實際上，藝術的廢料就已經足夠了：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對自己承認這一點。我們隻要想一想，例如，現在我們人口中最強健、最正派、最真誠的階層是從什麼樣的旋律和歌曲中獲得他們的衷心歡樂的，我們如果生活在牧民、山民、農民、獵人、士兵、水手中間，就能給自己得出結論。
在小城裏，即使是在世代傳承的市民道德之家的房子裏，那些當今產生的最糟糕的音樂還不是受到了喜歡甚至溺愛嗎？涉及這一點的大眾，誰談論他們對藝術的深刻需要和還未滿足的欲望，誰就是在胡說八道或是撒謊。
你們誠實一點吧！現在，隻有在例外的人那裏才有一種高格調的藝術需求—因為藝術基本上又一次處於衰敗之中，人的力量和希望有一段時間專注於其他事物。—此外，就是在大眾以外，確實還存在著一種較廣泛的、較大範圍的藝術需求，不過是二流的藝術需求，在較高或最高的社會階層中：在這裏，可能存在某種類似於真正的藝術團體的東西。但是我們來查看一下它的組成部分吧！一般來說，這是一些在自己身上得不到恰當樂趣的較敏銳的不滿者；是還沒有自由得可以放棄宗教安慰，但是認為聖油的氣味不夠好聞的有教養者；是太軟弱而不能通過英雄式的悔改或放棄行動，來戰勝自己生活中的一個基本錯誤或性格中的有害傾向的半貴族；是太自以為是而不能通過謙虛的活動來讓人受益，同時又不肯做自我犧牲的偉大工作的天賦過剩的人；是不懂得為自己劃定足夠的責任範圍的少女；是通過一場輕率的或罪惡的婚姻束縛了自己，但是不懂得足夠地受束縛的婦女；是學者、醫生、商人、官員，他們過早地以各自的身份出現，從來沒有讓他的完整天性充分展現過，為此他們內心不安，但是畢竟還是努力做好工作；最後是所有那些未完成的藝術家，這些便是現在仍有真正藝術需求的人！
那麼他們向藝術渴求些什麼呢？它應該在一些小時和片刻中，為他們驅除不適、驅除無聊、驅除一些內心的不安，也許，要將他們生活和性格中的缺點誇大地解釋為世界命運的缺點—迥異於希臘人，希臘人在自己的藝術中感覺到他們自身美好健康人生的奔騰澎湃，願意再一次在自身之外看到自身的完美—是自我欣賞將他們引向藝術，而把我們這些同時代的人引向藝術的，卻是自我厭惡。
我們要去哪裏旅行
我們要去哪裏旅行。—對於認識自我，直接的自我觀察已經不夠了：我們需要曆史，因為過去依然如波浪一般在我們中間繼續流動；甚至我們自己，也不過是我們每一時刻從這種繼續流動中感覺到的東西。甚至在這裏，當我們想要踏入表麵看來最自由的、最個性化的存在之河時，赫拉克利特的那句話依然奏效：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這是一句日漸陳舊的格言，但是同樣的力量和真實性卻一如從前，就像下麵那句格言一樣：為了理解曆史，我們—我們必須像祖先希羅多德那樣，到各個國家不得不尋找過往曆史的鮮活的殘餘—這些國家不過是一些人們可以立足的已穩定的早期文化階段，去所謂野蠻和半野蠻的民族那裏旅行，尤其是到人們已經脫掉或者還未穿上歐洲服裝的地方去。但是，現在還有一種更為精妙的旅行藝術和旅行意圖，讓人們不必總是千裏迢迢地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很可能，離我們最近的發著文化光彩的三個世紀仍然繼續活在我們周圍：它們隻是需要被發現。在有些家庭裏甚至個人那裏，仍然等級分明，一級壓一級：在其他地方，有著更難理解的岩石斷層。一種更古老的值得尊敬的感情模式，肯定能更容易地保存在偏遠地區，保存在人跡罕至的山穀裏，保存在比較封閉的集體裏，它必須在這些地方被探尋出來，但在柏林不可能有這種發現—因為在柏林，人們來到世上時，是脫胎換骨並一無所有的。誰長時間地實踐了這種旅行藝術以後變成了百眼阿耳戈斯，誰就將最終陪著他的伊俄—我指的是他的自我—到處走，在埃及和希臘、拜占庭和羅馬、法國和德國，在民族遷徙或定居的時代、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時代，在家鄉與國外，甚至在大海、森林、植物、山區中，重新發現這造就變革中的自我的旅行冒險。於是自我知識變成了關於一切過去事物的全麵知識：就像—按照僅僅對此作出暗示的另一係列的思考—在最自由、最遠視的人那裏，自我決定和自我教育有一天會變成關於未來整個人類的全麵決定一樣。
信仰讓你上天堂，
也讓你下地獄
信仰讓你上天堂，也讓你下地獄。—一個思想上犯戒的基督徒有一天可能會問自己：如果對上帝、替罪羊等存在的信仰已足以產生同樣的效果，那麼上帝以及一隻代人受過的替罪羊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萬一它們應該存在，那它們不就是多餘的了嗎？因為所有讓人舒適的、安慰的、道德化的東西，都像基督教給予人類心靈的那些使人陰暗、使人破碎的東西一樣，是源自於那種信仰，而不是那種信仰的對象。這裏的情況和下列眾所周知的情況並無二致：雖然沒有魔女，但是由於相信有魔女而產生的效果，跟如果真有魔女時產生的效果是一樣的。對於基督徒期待有一位上帝的直接幹預，卻徒然期待那些因為沒有上帝的所有時機來說，他的宗教的創造才能極為豐富，可以虛構出種種讓人感到安慰的借口和理由：由此可見，它無疑是一種極富智慧的宗教。雖然信仰至今還沒有能夠搬動真正的大山，我也沒聽到有誰說它能做到這一點，但是它卻能把大山放到沒有山的地方。
人世間的脆弱
及其主要原因
人世間的脆弱及其主要原因。—我們轉過身去時，總是會碰見這樣一些人，吃了一輩子雞蛋卻沒有注意到形狀稍長一點的雞蛋最好吃；也會碰到這樣一些人，不知道雷雨有益於開胃、不知道香味在清涼的空氣中最強烈、不知道月相不同味覺也不同、不知道在吃飯時多說話和多聽話都對胃不好。這些缺乏觀察力的例子也許並不令人滿意，人們更會承認，大多數人很少注意身邊事物，看不清它們。這是無所謂的嗎？—但是你思考一下，個人的幾乎所有的身心缺陷都是這種不足造成的：不知道在我們生活方式的習慣裏、在一天的劃分裏、在交往的時間和選擇裏、在工作和閑暇裏、在命令和服從裏、在自然感和藝術感裏、在吃和睡及反思裏，對我們有利的、有害的到底是什麼；在最小和最日常的事情中無知，缺乏敏銳的眼光—這就是於很多人而言把地球變成“苦海”的東西。
我們不說在這裏像在任何地方一樣，這是一個人類的非理性的問題：應該說理性多得是，隻是被定錯了方向，被人為地從那些最親近的小事物那裏引向別處。教士和教師，以及每一種理想主義者崇高的權欲，無論是粗獷一些還是細致一些的理想主義者，都已經使孩子相信，重要的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是拯救靈魂，是國家公務，是促進科學，或者是威望與財富，這是為整個人類效力的手段，而個人欲望以及24小時之內的大小需求，就會是被蔑視的或無視的東西了。—蘇格拉底曾全力捍衛自己，為了人類的利益而反對這種傲慢的無視人性的做法，他喜歡用一句荷馬的話來提醒人們，想到所有憂慮和思考的真正範圍與內容：這不過是，他說，“我在家遭遇的好與壞的問題”。
兩種安慰手段
兩種安慰手段。—古代稍後期的靈魂安慰者伊壁鳩魯有種今天也無法企及的驚人洞察力，他認為，想讓心情平靜，完全沒必要解決最終的、最極端的理論問題。所以在他看來，對那些受到“對神的恐懼”折磨的人這麼說就足夠了：“就算真的有神，他們也不關心我們。”而不是就神是否真的存在的最終問題進行毫無結果、不著邊際的爭論。下麵一種態度要有利也有力得多：你讓另一個人領先幾步，這會讓他更樂意傾聽和銘記在心。但是，一旦他想要論證相反的問題—神是關心我們的—這個可憐蟲就一定會陷入某個誤區和布滿荊棘的樹叢啊！這完全是他自願的，與對話者的狡猾手段無關，這對話者隻要有足夠的人性和技巧，把他對這個場麵的同情藏起來就好了。最終這另一個人會感到厭惡，這是反對任何一種命題的最強有力的論據，他會厭惡他自己下的論斷，他冷靜下來，帶著純粹的無神論者特有的情緒離去：“神本來跟我有關嗎？讓魔鬼抓走他們吧！”—在其他情況下，尤其是當一個物理範疇和道德範疇各半的假設，使情緒陰暗起來的時候，他承認而非反對這個假設，可能大概就是這樣的情況：對於這同一現象，大概還有第二種假設來解釋；沒準情況又不一樣。
大多數假設，例如愧疚是從哪兒來的，即使在我們時代也足以除去靈魂上的那種陰影，那種陰影如此容易地從對一種唯一的、僅僅能見到的，卻因此而被百倍高估的假設的冥思苦想中產生出來。—於是那些想不幸者、作惡者、癔病患者、垂死者的人，應該想起伊壁鳩魯那兩種安慰人的說法，它們能夠在很多問題上加以利用。用最簡單的形式表現，它們大概就是：第一，假定情況就是這樣，那麼這與我們無關；第二，情況可能是這樣，但是也可能是另外的樣子。
人類—
世界的喜劇演員
人類—世界的喜劇演員。—應該有比人類更有智慧的創造物，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了享受下列事實中的所有可笑之處：人類認為整個世界就是為了人類而存在，人類不會因為一種世界使命的展望就滿足。如果一個神創造了世界，那麼他就會把人創造成神的猿猴，讓他有理由在太長久的永恒中一直高興。地球周圍的天體樂聲，這時候大概會使人類周圍所有其他創造物譏笑。那位無聊的神痛苦地搔弄他的寵物，就為了看它那種痛苦的、悲劇式的、自豪的表情和表現，尤其是喜歡最虛榮的創造物的那種精神發明—以發明了這發明者的身份。因為誰能憑空造人取樂，誰就比人更有智慧，也更喜歡智慧。—甚至在這裏，我們人類自願想要卑下一番，但虛榮卻來搗亂，讓我們人類至少在這種虛榮中，妄圖做一種完全無可比擬的、完全不可思議的東西。我們在世界上獨一無二！唉，這根本不可能嘛！
一種天文學家，有時候讓自己的視線局部地超越了地球範圍，他們讓我們明白：世界上的點滴生命，對於不斷生成與流逝的巨大海洋的整體性而言，毫無意義；無數天體具有類似於地球一樣的產生生命的條件—當然，同從來沒有生出過生命的疹子或早就從這種疹子痊愈了的無限多的天體相比，這一點也不多；這種天體上的每個生命，按照其存在時間來測量，隻是一個瞬間、一個閃爍，然後是一個個很長很長的時段—因此，這些天體存在的目的和最終意圖，肯定不是為了這些生命。也許，森林中的螞蟻自以為它就是森林存在的目的和意圖，就像我們在想象中幾乎不自覺地將地球的毀滅同人類的毀滅聯係在一起時一樣強烈。確實，如果我們到此為止，不把一個世界與神的普世黃昏辦成最後一個人類的葬禮，那麼我們仍然是謙虛的。最客觀的天文學家也想象不到，生機斷絕的地球與人類發光的、飄動的墳地有何區別。
何處急需冷漠
何處急需冷漠。—不會有什麼比這更思維混亂了：想要等待終有一天科學會查明關於最初和最終的事物的情況，而直至那時卻仍然以傳統的方式思考（尤其是信仰！）—就像我們經常被要求這麼做的。那種想在這個領域完全確定的衝動，是一種宗教的事後衝動，僅僅如此—一種隱藏的、隻做個形式性懷疑的“形而上需求”，與這樣一種私下的念頭相結合：這種最終的確定性，將會長期不可見，直到那時候，“虔誠者”對於那整個領域都是有道理這一點，毫不關心。我們想要過一種豐富的、非常好的人生，根本不需要這種關於最遠視野的確定性：就像想做一隻好螞蟻的螞蟻，也不需要它一樣。更應該說，我們必須明白，我們長期討厭那些事物的重要性，最初究竟是從哪裏來的，為此我們需要倫理感和宗教感的曆史。那些最尖銳的知識問題，隻有在這些感覺的影響之下，才變得對我們這麼重要、這麼可怕；人們將罪與罰（而且是永遠的罰！）概念拽入了精神的目光投向那裏，但是其中最遠的領域卻未能涉足：這些領域越黑暗，這樣的做法就越放肆。
自古以來，人們就在無法確定任何東西的地方大膽想象，並說服後代認真對待這些想象，並信以為真，最後拿出一張醜陋的王牌：信仰比知識更有價值。現在，在那些最終的事物方麵，我們迫切需要的不是與信仰對立的知識，而是在那些領域裏與信仰和所謂的知識對立的冷漠！—有種東西在說教中對我們而言至關重要，除此之外，所有其他東西都必然離我們更近，我指的是這些問題：人的目的是什麼？人死後的命運如何？人如何與上帝達成和解？以及類似的一些奇怪的問題。像這些宗教界的問題一樣，哲學教條主義者的問題也跟我們無關，不管他們是唯心主義者、唯物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在既不急需信仰也不急需知識的領域，他們全都熱衷於逼我們作出一個決定，如果在一切可以研究、可以通向理性的東西周圍，有一片被迷霧籠罩的虛假的沼澤地帶，有一條不能通過、亙古長流、難以辨別的帶狀物，那麼即使對於最偉大的知識愛好者來說，這也是更為有用的。明亮而親近的、最直接的知識世界，正是通過同知識大地邊緣的黑暗王國的對比，才不斷增加了它的價值。
—最直接的事物的好鄰居，不再像至今的情況那樣，眼光輕蔑地越過它們，朝向雲層和夜晚出現的惡魔。在森林和洞窟裏，在沼澤地帶，在濃雲堆積的天空下，例如在幾千年文化的各個階段上，—人類活得那麼久，而且活得那麼可憐。在那裏，人類學會了輕視現在、輕視鄰人、輕視生命，甚至輕視自己—而我們，這些在較為明亮的自然和精神原野裏居住的人，現在仍然在我們的血液中繼承了一點這種蔑視最直接事物的毒劑。
深刻的解釋
深刻的解釋。—比實際意味“更深刻的解釋”作者的話的人並沒有解釋這位作者，而是掩蓋了他。我們的形而上學家就是以這樣對待自然的文本的，甚至更惡劣。他們為了顯示深刻的解釋，第一步就是經常從這方麵修改文本：換句話說，他們破壞它。作為毀壞文本、遮蔽作者的特例，叔本華關於婦女懷孕的一些看法，我們可以在這裏思考一下。他說，生命意誌在時間中長存的標誌是性交；重新與這種意誌相結合、一直存在被救可能、最清晰的知識之光的標誌，使生命意誌重新成為肉身；重新成為肉身的標誌就是懷孕，於是妊娠坦然地甚至自豪地走來，而性交卻爬著過來，像罪犯似的。
叔本華斷言，如果婦女在生殖行為中被人撞見，會羞得要死，可是卻“毫不羞恥地，甚至自豪地炫耀她們的妊娠”。尤其是，這是最容易自我炫耀的狀況；因為叔本華恰恰隻強調這種炫耀的目的性，所以他就準備了文本，讓它和事先準備的“解釋”保持一致。然後我們要說的是，他關於要解釋的現象的普遍性所說的話，是與事實不符的：他談論“每一個女人”，但是，許多女人，尤其是比較年輕的女人，經常在這種狀況中，甚至在至親麵前，顯示出一種痛苦的羞澀；而年齡略大和最大的婦女，尤其是那些來自較底層的婦女，事實上會引以為豪，她們大概在以此告知眾人，她們的男人被她們所吸引。鄰居或過路人看到她們的時候，會這樣說或想：“確實有這種可能。”—在教養水平低下的情況下，這種實施總是會被女性虛榮欣然接受。反之，正如可以從叔本華的命題中推斷出來的那樣，正是最聰明、最有教養的女人會最為她們的狀況而公開得意洋洋：她們確實有最大的希望生個有聰明的神童，在這神童身上，“意誌”為了大家的利益會再一次“否定”自己；蠢女人會反著來，找盡理由，比隱藏任何東西都更加害羞地隱藏起她們的妊娠。—這樣的事情不是現實。妊娠狀態中的女性比她們通常情況下更多地流露出沾沾自喜，假定叔本華的這一說法是有道理的，那麼就會有一個比他的解釋更現成的解釋。你可以想象母雞在下蛋前也咯咯地叫，叫的內容就是：看吧，看！我要下蛋了！我要下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