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7年秋冬，政府機關向武漢轉移，到1938年春天政要賢達、各界名人雲集而來，一時間，武漢三鎮成為1938年中國抗戰氣氛最濃厚的城市。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人也來到武漢，參加抗戰會議，商討相關事宜。1938年春八路軍在平漢線、同蒲線、正太線上開展的破襲戰，已叫日軍吃了不少苦頭，配合了正麵戰場的抗戰。後來打武漢會戰，日軍放棄順著平漢線推進的計劃，當然跟花園口黃河決堤有關，但另一個原因就是日本人所說的華北的“治安問題”。這裏的“治安問題”，指的就是八路軍在敵後的不斷襲擊。
針對戰局變化，軍委會重新劃分了戰區：
第1戰區，司令長官程潛，在河南平漢線和隴海線中段作戰；
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山西作戰；
第3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在長江以南的安徽、江蘇和浙江作戰；
第4戰區，司令長官何應欽，在廣西和廣東作戰。何應欽掛名，實際由餘漢謀負責；
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在山東和蘇北津浦線、隴海線東段作戰；
第6戰區和第7戰區撤銷，同時在甘肅、寧夏、青海、綏遠增設第8戰區，司令長官由蔣介石兼任，實際由朱紹良負責。
新戰區建立之日，蔣介石致電各省政府主席及戰區司令長官：“凡戰區內或鄰近戰區地方之縣長、專員及其他負有地方責任之官長，一律不準擅離治區，不得托故先離縣城，如有擅自先退者，一律按軍法懲處！”
此時從上海和南京撤下來的部隊都處於緊張的兵力補充和訓練中。
在武器彈藥方麵，蔣介石一方麵叫兵工署加大“中正式”（德國圖紙）步槍的製造；同時，增加了向當時第一軍火出口國捷克的訂貨力度，中央軍的很多部隊都換了裝備，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槍和機槍大量配備軍中。年初時，蔣介石直接下令，把杜聿明的裝甲兵團擴編為第200師，轄兩個戰車團、兩個摩托化步兵團和一個戰車防禦炮團，副師長和參謀長分別是從南京潛逃出來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向蘇聯購買的87輛9.5噸級重型戰車以及從德、美購買的500多輛軍用卡車（由廣州上岸運至內地）裝備該師。
進入1938年，日本陸軍航空兵、海軍航空兵對中國內地城市的轟炸開始蔓延：西安、鹹陽、寶雞、蘭州、天水、洛陽、成都乃至寧夏都遭到日機的襲擊。其中位於西北腹地的蘭州是首要目標，因為新疆到蘭州到西安這趟線，是當時蘇聯援華的通道，蘭州屬於中轉站。至於對重慶的轟炸，因為天氣的原因一直在延遲。
中國空軍方麵，筧橋航校已經遷到大後方的雲南昆明和廣西柳州，繼續培養飛行戰鬥人才。在1937年秋冬的上海、南京等係列空戰中，中國的飛行員已戰死大半，戰機也損失殆盡。不過，現在又接收了一批來自蘇聯的戰機（伊-15、伊-16戰鬥機156架、SB-2轟炸機62架、TB-3重型轟炸機6架），這些飛機立即被裝備到中國空軍的4個大隊（第1、2大隊為轟炸機大隊，第3、4大隊為戰鬥機大隊）。與此同時，又來了一批蘇聯誌願飛行員。
前一年的10月26日，中國第一王牌飛行員、擊落日機最多的第5大隊第24中隊的劉粹剛在飛赴山西前線時，在黑夜中，因地形陌生意外撞到高平縣城樓而殉職。一個月後，奉命去蘭州接收蘇聯援助飛機的第4大隊長高誌航，在完成任務後，停留在河南周家口時，遭日機突然襲擊，沒來得及上飛機，當場犧牲。
所以1938年中國的首席飛行員，是前麵寫到的新任第4大隊長李桂丹。
第一場大空戰發生在2月18日。前一天，李桂丹才率第4飛行大隊由樊城機場轉赴武漢王家墩機場。當時，第4大隊隊員吳鼎臣正和戰友在飛機旁吃午飯，刺耳的防空警報驟然拉起，吳鼎臣和戰友用最快的速度鑽進飛機，迅速升空。
這一天，武漢上空晴朗，能見度非常好。
當吳鼎臣的戰機上升到3000米高度時，日軍12架重型轟炸機在26架戰鬥機的護航下飛臨武漢上空。
日機位置比中國戰機高，空戰時，居高者占優勢，瞬間即有一架日機俯衝而來，朝吳鼎臣的座機猛烈開火。吳鼎臣駕機迅速轉身，避開飛射而來的機槍子彈。日機也一個大轉彎，企圖從後麵繼續跟進射擊。吳鼎臣駕駛技術嫻熟，突然一個最小半徑的急轉彎，一下子出現在日機身後50米開外的地方。
這一下日機慌了。空戰時，最怕對手近距離出現在自己後身的視域死角。
吳鼎臣戰機上的4挺機槍同時開火，日軍飛行員中彈斃命，飛機失去操控後直線飛了一段，便一頭栽下雲端。
這天午後的武漢長空，不時有日本或中國的戰機被擊落。危急時刻，從孝感機場起飛的另一隊中國空軍加入戰鬥。
而吳鼎臣開始尋找第二個目標。
當發現一架友機正遭日機攻擊時，他拉動操作杆，回旋撲向敵機。此時中日雙方已陷入混戰。就在吳鼎臣快接近敵機時，不成想左機翼被友機撞掉，飛機一下子失去控製，向下墜落。危急時刻，吳鼎臣背著降落傘跳出機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