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多少年後人們可以講“堅持抗戰8年就可以了”，但在1938年的春天，是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到底要打多少年的。所以，在接見蘇聯誌願航空隊的飛行員時，麵對一人的提問，蔣介石的回答隻能是“日本必將失敗”。
武漢的花已經開了，很多國人在這個春天還看不清前方有什麼樣的景致，一切都充滿不確定性，正如那個英國人在《雙城記》的開頭所言：“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麵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麵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在一切都很模糊的情況下，幸好中國這邊有“通過空間換時間”這樣一個持久戰的定策。
這一年春天，延安的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國共雙方高層都認識到持久戰的重要性，這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正如陳誠說的那樣，如果沒有這個戰略的話，隻能是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頂多在南京失陷之後，我們早就簽訂城下之盟了，哪裏還有什麼同盟國之可言？”
蔣介石的性格特質在此時也確實起到了作用。“優點是意誌堅定”，在“忍辱負重”方麵超於常人。這是多少年後張發奎對蔣介石的評價。淞滬落敗，南京又陷，雖然很多人從沒有過屈服的想法，但畢竟局麵叫人沮喪，一些人也確實動搖了。為此，蔣介石說了這樣一句話：“今日最危之點，在停戰言和耳。”對蔣來說，除了堅持抗戰外，能做的就是等待國際風雲的變化。在德國和日本都在壯大的情況下，美國和英國以及蘇聯會怎麼應對？珞珈山下的蔣介石大約相信，一定會出現一個讓人驚異的變局，雖然他不知道這個變局什麼時候出現。
這一年的春天，武漢已經成為中國首席焦點城市。
從地圖上看，武漢居於中國的心髒部位，靠著浩瀚的長江，京漢線和粵漢線又在這裏銜接，是當時中國無可爭辯的陸路和水路交通樞紐。
作為辛亥首義之地，武漢三鎮在1911年秋天的怒起，引發了全國性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摧毀了滿清王朝的統治，中華民國得以建立。1927年，國民政府從廣州遷到武漢，將這裏作為正式的首都，雖然隻有5個月，但已說明這座城市在民國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
雖然1937年10月國民政府就作出遷都重慶的決議，但到1938年春天，除政府主席林森已坐鎮重慶外，更多的機關實際上都聚集在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就不用說了，行政院、司法部、交通部、實業部、資源委員會……此時的武漢實際上已經成為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
這幾個月，中國的機關、實業、物資、人才向大後方的轉移一直沒有間斷。
如果說故宮國寶的轉移是其一，那麼另外最引人注目的大轉移，就是教育人才資源的轉移了。中央大學、複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已遷到重慶；燕京大學、金陵大學、同濟大學、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則遷到成都的李莊；浙江大學遷到了貴州遵義，北洋工學院（天津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遷到了西安；武漢大學遷到四川樂山……
不僅人在遷移，動物也遷移。當時，中央大學農學院有一批從國外進口的畜類和禽類，是上課時需要用的研究對象，為了把它們轉移到四川大後方，學院的教職員工護送著這批雞、鴨、兔、羊、豬、牛開始了一次艱難而奇異的旅行。當校長羅家倫在重慶看到這批動物時，一時間百感交集：“……就像看到了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一樣。當我和這些南京‘故人’異地重逢時，心中一麵喜悅，一麵引起了國難家仇的無限感慨，不禁熱淚奪眶而出了。”
當然，最著名的遷移，還是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三家。早在1937年11月，三家就合建了長沙臨時大學。為安全起見，也讓這批教授、學生有安全安靜的研究和讀書環境，政府叫他們再遷雲南昆明。就這樣，三所大學分幾路赴滇。其中一路在黃師嶽將軍的率領下，師生們組成“湘黔滇旅行團”，一千多人徒步從湖南跋山涉水，經貴州到雲南，在那裏組成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萬裏長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絕徼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
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倭虜，複神京，還燕碣。
這是西南聯大的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