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劉湘給川中部下王纘緒下了條密令：作好帶兵控製宜昌的準備，依據局勢變化，阻攔中央政府入川。但這隻是個傳聞，一直沒被證實，而前麵說的與韓複榘的聯係卻確有其事。
劉湘之死有多個版本：
一是受驚嚇而死。何應欽奉蔣介石之命，到醫院宣布他的第7戰區司令長官一職由陳誠接任。劉湘不知所措中，又聽到何說韓複榘被捕了。驚恐之餘，劉湘試探著問為什麼要抓韓。何應欽沒提擅自撤退，而是猛地回了一句：他想帶著部隊到襄樊！
這一下子把劉湘嚇著了，幾天後因驚恐過度而死去。
還有一個版本，說的是被戴笠的特工毒殺了。因為相關檔案至今沒有開放，所以其死因仍是個謎團。當然，最後一個版本是正常的因病死亡，但這是最不可信的一種。
無論如何，劉湘的死對蔣介石來說是“適時”的。但接下來的事，卻比我們想象得要複雜。
劉湘死後，窺視四川省主席職位的川軍人物有多人：王陵基、王纘緒、鄧錫侯、劉文輝……蔣介石當然不想把四川事務再交給川中軍閥。劉湘死後，他立即命令張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叫劉湘舊部王纘緒把川中部隊編成第29集團軍，立即出川抗戰。但王不想出川，推舉另一名將領許紹宗為集團軍副司令，代司令職出川。
張群雖然是四川人，但早已“中央化”，作為蔣介石的親信，任命剛公布，就遭到四川大小將領的反對，發起“拒張運動”，到處張貼標語，要求“川人治川”。四川和西康的局勢一度極不穩定。
蔣介石已經決心把四川建為抗戰大後方，擔心衝突加劇對局勢不利，於是隻好退一步，撤掉了張群。
在當時抗戰大背景下，川軍將領這一帶有濃重軍閥色彩的舉動顯然是非常糟糕的，心中沒有國家概念和大局觀可見一斑。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一度想順坡下驢，任命省保安處長王陵基為四川省主席，但後來發現王在川中威望不高，於是轉任其為第30集團軍總司令，叫他率軍出川抗戰。王陵基是第一個通電反對張群入川的，鬧了半天自己也沒當上省主席，不過出任了集團軍總司令，於是也比較滿足。蔣介石隨後任命跟自己關係比較近的王纘緒為四川省主席，把在前線的另一名川軍將領鄧錫侯調任川康綏靖主任，以為把幾名“川軍大鱷”擺布好了。但沒多久，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等川軍將領聯合雲南的龍雲，一反對蔣介石控製西南，二反對王纘緒當省主席，王沒辦法，隻好出川抗戰（1939年10月），一氣之下，蔣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
貌似蔣介石喜歡兼任各種職務，但就四川省主席一事，可以看得出來，他實在沒辦法。直到1940年，國民政府在四川紮下根，張群才走馬上任。
武漢的春天
1938年的春天終於來了，武漢三鎮景色明媚，但風中有不安的消息。
半年前，北平出事後一周，蔣介石曾給不知所措且抱僥幸心理的宋哲元發了一份電報：“盧案（指盧溝橋事件）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則在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能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絕無已時。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勿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是古老中國的說法，當蔣介石說出這一番話時，證明他確實失去了與日本周旋的耐心，因為他無法判定日本下一步又要鬧出什麼事。正如上海戰期間陳誠赴任前敵總指揮時跟蔣說的一席話：“東京的內閣不能約束軍部，這已經導致變局隨時可以出現，而軍部本身又沒法約束其激烈分子……”
開戰半年來，在日軍強悍的戰力下，孤軍作戰的中國，就真的存在了一個玉碎的可能。
開戰四個月後，也就是淞滬會戰結束時，當何應欽把一份中國軍隊傷亡的數據單拿給蔣介石時，後者眼前一黑：河北方麵的第1戰區死傷72000多人，山西方麵的第2戰區死傷37000多人，上海方麵的第3戰區死傷187200多人。
僅僅四個月傷亡就如此之大，一年過後呢？兩年過後呢？五年、八年過後呢？
最要命的是此時國際形勢絕難判斷，中國必須要有長期孤獨抗戰的準備。在歐洲，德國已經開始伸懶腰，意欲一雪凡爾賽和約之恥的希特勒的擴軍備戰已經公開化。英國和法國在提心吊膽中自顧不暇，對遠東的中日戰事毫無興趣。至於美國，也僅僅是在道義上站在中國一邊。而且，作為戰略物資的石油和鋼鐵仍在向日本出口（1940年9月開始對日禁運廢鋼鐵，直到轉年8月，才實施包括石油在內的全麵禁運）。此時唯一給中國軍事援助的是從自身利益考慮的蘇聯。至於跟中國一度關係密切的德國，並不想為中國開罪於日本，從中國撤走軍事顧問和斷絕軍火往來是遲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