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板垣動手前，土肥原賢二被調到關東軍沈陽特務機關長的位子上。這位板垣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來沈陽前，正在天津搞一個謀略，想把一些北洋係老人新手拉攏在一起，組個反蔣反張小團體，後來雖然沒搞成，但在這個節骨眼上，張學良的11萬東北軍精銳被調進了關內。九一八事變之後，土肥原得意地稱：把東北軍忽悠進關，是他的一個傑作。實際上，純粹是瞎貓碰到死耗子，那時候他還不知道石原要鬧事。
正在這時候，東京派人來了。
東京當然不是聾子，也不是傻子，從內閣到軍部都密切關注著海那邊的動向，他們幾乎在同一時間聽說那裏的年輕人要“鬧一鬧”的消息。首相若槻禮次郎在那嘀咕，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則直接在內閣會議上質詢陸軍大臣南次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6期，大分縣人）：有這種事嗎？
南次郎說：沒，沒。
南次郎當時認為，動武時機還沒到。但對那邊的情況他又不摸底，於是跑到陸軍參謀本部，跟總長金穀範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5期，大分縣人）商量對策。這兩位大將都出身大分縣，是老鄉，在軍中被稱為“大分閥”。最後，兩個人決定：叫建川美次過去看看，如果關東軍在搞謀略，那麼建川部長將擔負著“勸阻”的任務。
建川？
對，一個長得像村長似的矮子（身高一米五左右），就是派中村去畫地圖的那位，他剛從陸軍參謀本部第二部轉到第一部，也就是作戰部。一眼看上去，建川的外貌給人一種憨厚老實的印象，實際上此人有一套，外號“顧問”，因為做過最大的陸軍小團體一夕會的指導。
建川借道朝鮮去中國，後來被認為是故意耽誤時間，給關東軍留出動手的機會。實際上，對日本軍人來說，經朝鮮去中國是常見的，未必是建川通過路線來搞名堂。但這樣講，也並不是說建川這老小子就一點都不知道關東軍參謀在搞的謀略，對這件事，首先他不反對，其次嘀咕其成功概率。
總之，1931年9月15日，建川“村長”從東京出發了。
建川離開東京前一天，日本陸軍政變狂、參謀本部俄國課課長橋本欣五郎給石原、板垣連發三份急電，要他們提前動手。橋本此時已知道石原將在近期起事。
橋本飾了一個“友情出演”的角色。
後來，據花穀正“爆料”，說他們的行動計劃，陸軍參謀本部和陸軍省的同僚中，橋本欣五郎知道95%，建川美次和中國課課長重藤千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8期，福岡縣人）知道90%，永田鐵山知道85%，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小磯國昭（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2期，山形縣人）和陸軍參謀本部次長二宮治重（日本陸軍士官學校12期，岡山縣人）知道50%。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和參謀長三宅光治一無所知。這是怎麼算出來的，而且如此精確？顯然，花穀正有些顯擺自己主謀的位置了。
得到橋本的電報後，9月15日晚上，在沈陽特務機關，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召集花穀正、今田新太郎、三穀清、川島正、小野正雄、兒島正範、名倉梁共九人開會。這裏的主人土肥原去哪了？在東京，正向軍部報告“中村事件”的解決進度。事件發生後，處死中村的關玉衡團長被東北軍藏了起來，日本方麵的交涉一直沒什麼成效。
此時最心裏打鼓的，倒是後來以自己參與事變為榮的花穀正，他說：要不先停下？
今田新太郎說：別呀！他嚷嚷絕不能就此罷手，必須在建川到來前動手。
石原不動聲色，實際上也有一絲猶豫了。板垣突然沒了主意。就這樣，吵吵了一夜，也沒拿出個統一意見。散會前，板垣叫住石原，問他到底準備怎麼辦。
石原說：如果必定成功，即使軍部和內閣反對也沒關係吧？
板垣說：那還是決定幹是吧？
石原回了旅順關東軍司令部，他想了一路，到旅順後，立即給板垣打電話，提前10天，9月18日夜動手！他說關東軍司令部這邊由他來擺平。然後他又給花穀、今田、川島打電話，讓他們一切聽從板垣的調遣，石原叫花穀負責爆破鐵路的任務，把今田和川島分到他手下。
今田告訴川島，選派得力人物擔當爆破重任。爆破地點——柳條湖南滿鐵路段，距沈陽城外東北軍北大營800米左右。川島物色的人物是他的手下河本末守。
居然又姓河本。
1931年9月18日，最忙的是板垣，一方麵擔當著事變前線總指揮的角色，一方麵還得接待快到沈陽的建川美次。
一大早，板垣去了本溪，把建川從本溪接到沈陽。這時已是傍晚。板垣作為關東軍代表，在本溪見到建川後說的第一句話是：一切都沒有問題！
這話很有學問，是滿洲沒問題，還是在滿洲的行動沒問題？
板垣讓花穀把建川安排到日本人開的菊文酒館，然後跑回特務機關。在那裏，他開始以關東軍司令部的名義下達作戰任務。很快，花穀就回到特務機關，建川“喝多”了。此時，旅順的石原，陷入人生中第一次巨大的忐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