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山說：那個人既有激情，又有智慧，看問題看得很遠，像登上富士山一樣。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這樣的畫麵：寒冷的富士山上，小風吹來，山頭上站著手搭涼棚的石原……
富士山不怎麼高，海拔3700來米，但對日本人來說已經夠高了。不同尋常者為怪。從這個角度講，石原的確是他們當中的一個怪人。
1920年春，石原被派往駐武漢的日軍華中派遣隊司令部，在這裏他見到板垣，二人從此結下可靠的友誼。不過，兩人性格不一樣，板垣有魄力；石原呢，人極聰明，對什麼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為人孤傲，特別有優越感。從做搭檔的角度，這兩個人的性格還真是互補。石原雖然身在南方，但目光卻是一路向北，關注起滿洲問題：為了對付蘇聯和美國的威脅，能源和空間不多的日本就必須治理好那塊地方，否則一切無從談起。在中國待了段時間後，石原被調回國，然後派到德國考察。其間這哥們兒鑽研了大量戰爭理論，尤其迷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明星魯登道夫的《總體戰》（魯登道夫著，《總體戰》全書共七章。第一章“總體戰的本質”，第二章“民族團結精神是總體戰的基礎”，第三章“經濟與總體戰”，第四章“軍隊的兵力及其內涵”，第五章“軍隊的編成及其使用”，第六章“總體戰的實施”，第七章“統帥”。魯登道夫（1865~1937），德國將軍，軍事戰略家。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並率部取得赫赫戰功。一戰後被解除軍職，從事政治和寫作。），在書中，德國人講到戰爭總動員、國民精神和經濟實力的重要性。那個年代，很多日本軍人對德國非常敬畏。開始時，日本陸軍的建製和訓練模仿法國，但普法戰爭中法國一敗塗地，於是模仿能力極強的日本人馬上開始學習德國。他們認為這是唯一應該在精神上臣服的國家。至於美國，在精神上沒什麼值得學習的，很多日本人認為，那隻是個用金錢堆砌的帝國。而英國已經開始走下坡路，至於法國、意大利什麼的不在話下，但蘇聯值得注意。在德國，石原到處轉悠，考察“一戰”後這個國家的複興路。日爾曼人頭腦的堅毅和縝密讓他驚訝。他一邊考察，一邊讀書，一邊寫筆記，總之那段時間他把自己搞得很忙。
回國後，石原在陸大當了教官，向學生兜售“石原牌”總體戰思想，最後變成了具有獨家版權的“世界最終戰論”。那時候他已經認準：日本未來最大的敵人是美國。世界最終戰必由代表東西兩大文明的日美打響，而跟美國打世界最終戰的開端，就是經營好滿洲。
當時，日本陸軍有個鬆散的班底，這個班底的成員都是做到陸軍省和陸軍參謀本部課長位置的佐級軍官（以後麵提到的一夕會成員為主），雖沒結成聯盟，但卻有個一樣的觀點：武力領有滿洲。
1928年10月，一直念念有詞的石原就被軍部調到關東軍，當上了主任作戰參謀。對石原來說，這是份美差。也許有一天，這個來自山形縣的小子，便可以不再紙上談兵了。石原被派到關東軍沒多久，就和老朋友板垣再次成為同事。一下班，石原就拉著板垣到酒館聊滿洲問題，一起搞沙龍，參加者有關東軍部員，也有在滿洲謀事做的退役日本老兵。石原對“粉絲”說：滿洲嘛，日本前進的基地和國民的利益所在！大家應該一起對維持滿洲現狀說“no”。隨後亮出新論文：《關東軍滿蒙領有計劃》。石原認為，張學良投向南京政府後，滿洲問題的解決迫在眉睫，幾十萬東北軍不足懼，武力驅張是日本唯一的對策。下邊的大小鬼子鼓掌叫好。當時，板垣和石原頻繁地搞“參謀旅行”，四處進行考察，為將來動手作準備。板垣的職務是關東軍高級參謀，軍銜是大佐；石原的職務是作戰主任參謀，軍銜是中佐。板垣職務和級別都高於石原，但在策劃事變上，板垣是跟著石原跑的。到了1931年，日本國內局勢發生巨大變動：3月，極端軍人組織“櫻會（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陸軍中的法西斯軍官團體。鼓吹為推進國家改造和建立軍部政權的宗旨，應不惜使用武力。提出“戰爭乃創造之父，文化之母”，主張以武力解決所謂的“滿蒙”問題。）”首領橋本欣五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3期，岡山縣人）組織了一次政變，想建立軍部統治，但失敗了。事後橋本沒受到任何懲處，這個事給石原打了激素。這年春天，石原確定了頭腦中的方案：先將沈陽郊外柳條湖段的南滿鐵路炸毀，然後栽贓給東北軍，隨即發起攻擊。
石原周圍慢慢聚集了以下主要角色：
自己的上級和朋友，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自己的追隨者關東軍參謀片倉衷（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1期，宮城縣人），張學良的軍事顧問輔佐官今田新太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30期，籍貫不詳），投機分子、沈陽特務機關長輔佐官花穀正（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6期，岡山縣人）。
有人說，土肥原賢二也摻和了，因為1931年夏天，他從天津跑到沈陽當特務機關長。其實此人就像隻蒼蠅，一天到晚在中國各地嗡嗡，哪兒都有他的事。但這次預謀他還真沒參加。在參加的幾個人中，今田新太郎最積極，這是個拳頭比腦子快的主。作為一個尉級軍官，他太想“名垂滿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