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曆史文獻的分析和研究，已對德國經典大學理念與美國現代大學理念在近代中國的導入、傳播與影響，及當時國內學界對西方大學理念的選擇、調適和融合的過程做了論述。通過對上述兩層麵內容的梳理，揭示了西方大學理念本土化曆程中的中國近代大學的變遷。
這兩條線索展示的是縱橫交錯的兩大緯度。所謂“縱”，意指以德國經典大學理念與美國現代大學理念在中國的導入、傳播及國內學界對此的選擇與實踐為主體，反映曆時性的內容；所謂“橫”，是從共時的內容出發，探索兩類理念對中國近代大學發展的影響。
西方大學發展史表明中世紀大學理念轉型為德國經典大學理念再轉型為美國現代大學理念是一個不斷繼承與超越的過程，各理念間存在著張力，這種張力推動著大學不斷創新和發展。這種發展過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知識本體意義的有效性向世俗意義有效性的轉移，這是移出象牙塔融入社會的過程。中世紀許多學者從事科學研究的目的，是證明上帝的存在，有著厚重的救贖情懷。隨著工業革命的興起，知識本身就是目的的價值理性觀和知識應該經世致用的工具理性觀開始融合。這一點在經典與現代大學理念中得到了很好的詮釋。美國大學理念是在經典大學理念現代化過程中產生的，兩類大學理念一脈相承，而非截然相反。
西方大學理念在中國的導入與傳播是中外教育交流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西學東漸的逐漸展開，國人也漸漸開始認識異質異構的西方大學，從了解西方大學概況開始，揭開了西方大學理念傳入的序幕。蔡元培在1910年12月出版的《教育雜誌》上發表了《德意誌大學之特色》的譯文，這是德國經典大學理念核心層麵的內容首次介紹給國人。
20世紀10、20年代，除蔡元培外，國內學界對德國經典大學理念也做了介紹與傳播工作。就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的蔡元培還從製度層麵建構起以經典大學理念為主要理論支撐的大學法規--《大學令》。但這些內容的具體實施是蔡元培出長北大校長後才得以在北大這個小範圍內實現。
蔡元培引入經典大學理念，對北大進行了方方麵麵的革新，自此北大揭開了新的篇章。但經典大學理念在中國的植入，帶有一定的曆史偶然性，與蔡元培的個人理想與選擇密切相關。由於政治實用理性主義占據主流文化，純粹的經典大學理念中知識具有本體意義這一重要組成部分很難讓中國傳統的“重行主義”文化所接受。隻有從政治實用主義向經濟實用主義轉化，才符合社會內生的演變邏輯。僅僅一個北大或蔡元培是不可能扭轉這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傳統趨向的。不到10年的時間，在蔡元培離開北京大學校長崗位後，德國經典大學理念的影響逐漸衰退。
德國經典大學理念和美國現代大學理念傳入中國後，最終對國內大學起到主導性影響的是美國理念中的實用主義內容。由於時勢危難，為適應軍事和經濟需要，大學的實用性功能被放大了。但與傳統深厚的工具理性主義的結合，便有了國人對美國大學理念的誤讀與誤解。經過外界時勢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過濾，現代大學理念內含的經典理念的絕大部分被留在了濾紙上。一方麵是國家危難形勢需要大學提供實用功效，另一方麵國人用自己的文化視野角度來取舍現代大學理念，將美國現代大學理念理解為主要是實用主義和直接服務社會。這種誤讀與誤解影響了中國大學的發展，且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當下。
回眸中國近代大學發展，我們發現在其起步伊始便存在著先天不足，這種不足不僅呈現於經典大學理念與現代大學理念的雙重缺失，也顯現在經典大學理念與中國傳統工具理性主義間的張力中。
中國古代高等教育機構可以培養出以社會及民眾為己任的優秀政治人才，但難以培養出像布魯諾那樣的視求真為生命目的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並不等同於政治家。而一個完整的社會，既需要有知識分子階層，也需要有政治家群體。“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優秀政治家的抱負，而不是知識分子的天職。傳統讀書人群體中的大多數事實上是社會權力結構的附庸，他們失去了成為具有獨立人格以學術為本位的大學人階層中一分子的可能性，也就缺失產生經典大學理念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