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20年代起經30年代的發展，至40年代初，中國大學實科得到大張旗鼓的擴展，實用主義大行其道。對當時大學開設專業與課程太過實用化的傾向，教育界中也還是有不同的聲音。如羅家倫、劉伯明、胡先驌、胡適、潘光旦等人，都有這方麵的言論。
一、對國內大學實用主義泛濫的批評
30年代羅家倫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他讚同並支持理工科等實用學科的大力發展。但當1942年，羅家倫離開中央大學回顧總結自己的工作時，指出當時教育的六大問題，其中一半問題是與實用主義教育泛濫有關。
一是現在的大學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學生的專門知識，而忽視其整個人生的修養。所以大學往往隻能造就專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隻能造就一技之長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達事理、氣度雍容的領袖人才。他在文章中指出：“我不是說專門人才不要緊，我隻是說一個專門人才能通達事理、氣度雍容，蔚為全部或局部的領袖人才，則其將來對於國家民族的用處更大。文學哲學和藝術的修養是很重要的。這種修養，可以為你開拓意境，變化氣質，調劑性靈，使你人生更加豐富，更覺得有意義。
二是現在的青年，為時尚所趨，多傾向於應用科學，而忽視基本的理論科學。這也是不對的。在大學裏基本的理論科學，尤當注重。須知應用科學是從基本的科學原理中產生出來的。應用科學的發展，還要靠新的原理的產生，前途才有希望。在羅家倫看來，純粹科學是應用科學的基礎，注重應用科學而不注重純粹科學就像是離開源頭的水，肯定行不遠。他認為科學的精神在求真理，當求真理的時候，並沒有刻意去計較其功用，等到求得以後，自有無窮的利、無窮的功產生。這與弗萊克斯納“無用知識的有效性”觀點如出一轍。
三是現在的大學太重物的組織的科學，而不曾注重人的組織的科學。他指出人事研究的進步若是不能與物質研究的進步互相配合，並駕齊驅，那人將有被物控製的危險。有些學生在大學裏雖然學了些知識，但沒有養成一種健全人格，有些學生太看重現實，尤其是對於物質的現實，而缺乏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所以大學偏重知識的灌輸而忽略人格培養的做法是錯誤的。他告誡學生，不要專看見物質的現實、人事的現實，而把自己埋葬進去了。因此，不但要讀專業方麵的書，還要讀其他方麵的書。他認為現在的大學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狹隘的專家，不容易造成豁達的通才。
羅家倫看到實用主義在中國大學辦學中的主導趨勢。特別是戰爭期間，這種趨勢有被擴大的傾向。如有人提出大學不能直接為抗戰起作用，應該停辦。也有人認為大學可改為短期培訓班、速成班，傳授速成知識即可，等等。他對此堅決反對，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和建議：有人以為知識裏有一種萬應丸，一吞下去就有用。……但是知識裏的萬應丸是沒有的，世界上也決無速成的事。他堅持大學教育應不趨時尚，注重科學精神。
該觀點顯然不同於八年前他所持的看法。羅家倫1934年1月15日所作的《中國大學教育之危機》演講中提到：“大學的功課有許多是不計近功的，如純粹科學原理的研究，本來很難指定其有什麼用途，比如牛頓發明三大定律的時候，決想不到後來在機械方麵會有什麼廣大的利用。”接著，他話鋒一轉，“這種純粹的科學研究自然需要，但是時代和環境所需要的學問也同樣需要。這表明應時勢需要的學習，即實科類的學習研究成為當時學界關心的對象，這類學科的地位也由邊緣走向中心。伴隨著該過程的是各個大學中實用主義的盛行。
佐理東南大學校務的劉伯明教授（1885-1923）也對當時重實用的風氣予以批評：“今則不以奔競為恥，其愈工於此者，往往愈為社會所推重。於是政客式之教育出現於世。其所重者，曰辦事之效率，曰可見之事功。凡涉及精神修養、高潔操行者，皆其所弗能欣賞或且斥之為無用。他強調應以學問道德而非以事功為根本之價值準則，並提出：“力持人文主義，以救今之倡實用主義之弊。
他認為當時大學教育對職業目的過分強調而對學生基本素質教育卻太過忽視：“學謀生，不過發展之一部分，以一部分而概全體，非人的教育也。”他主張學生求學過程中要注意自身綜合能力的培養，而不能僅著眼於未來職業的內容，全麵的教育是涵蓋通識教育與專才教育兩類的。
曾任東南大學教授、中正大學首任校長的胡先驌（1894-1968）對大學太過實用主義的做法也提出批評及自己的建議。1925年他發表在《東方雜誌》第22卷第9期名為《留學問題與吾國高等教育之方針》的文章中，就提出倡導通才教育的主張。他以生物學為例，說有些學生以為學了生物係的課程，就可以成為生物學家。殊不知研究生物學首先要通德文和法文，因為這是治學的工具；其次要懂拉丁文，這是分類學的鑰匙。此外，研究育種學和植物生理學需要微積分知識，研究生物演變需要曆史地理知識，研究土壤學和生態學離不開地質學，研究植物營養學離不開物理化學。他認為，單純的專業知識不但不能造就第一流專家，而且還可能影響人格的健全發展。
胡先驌認為“大學教育，既貴專精，又貴宏通”。他強調大學不應該讓學生的知識過於專業化，而應該讓他們有自由選修課程、自由研究學問的機會。而目前大學辦學趨勢會導致“在過度專業化積習之下，遂造成無數未受宏通教育之專家”。這些人的專門學問也許還可以，但是“高等常識，一般學術上之修養，則太嫌不足”。這種情況“尤以學應用科學如農工醫商者為甚”。他還指出，如果“以此等專家領導國家社會，其害有不可勝言”之大。挽救的方法是：“將專業課程之修習時間大為減少，而將自由選課之時間加多，同時規定學生舍專業課程外，必須選習相當數量之政治、經濟、社會、曆史、哲學、科學、美術等課程，以收自由教育之效。”此外，他還認為求學不僅限於大學四年，而是一輩子的事。隻有“願獻身數十年潛修學問，以謀國利民福者，才能充當政府的首腦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