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學理念的影響
近代中國大學校長群體中具有留美背景的有相當的數量，如蔣夢麟、胡適之於北京大學，張伯苓之於南開大學，雷沛鴻之於廣西大學，鄧萃英、李建勳之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任鴻雋之於四川大學，羅家倫之於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郭秉文之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東南大學，竺可楨之於浙江大學，等等。該群體在近代中國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節選取郭秉文校長與蔣夢麟校長作為個案，從他們執掌南高-東大及北大的具體辦學實踐中考察美國大學理念的影響。
一、郭秉文在南高-東大的治校經略與美國現代大學理念
美國現代大學理念在郭秉文主持下的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和國立東南大學扮演了重要角色。郭秉文（1880-1969），1908-1914年留學美國，先後獲得烏斯特大學理學學士、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成為在美國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學者之一。1915年歸國後，即參加了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籌建工作，初為教務長，後又任代理校長一職，1919年被正式任命為校長。1921年，他出任在原南高師相關學科歸並、擴充的基礎上成立的國立東南大學校長，任職期限至1925年止。其主持南高師和東大校務的時間長達10年之久。作為留學美國專門學習、研究教育的郭秉文，在他辦學思想、行政管理等各方麵，都鮮明地表現出美國現代大學理念中的實用主義對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校董會治校
校董會是美國大學管理製度的一大特色。它為全校最高的權力機構，成員基本由校外非教育界人士組成，校長由校董會提名並任命。留學美國多年的郭秉文仿效美國大學設立董事會協助校務，以便從社會獲得更多的、更直接的支持和資助的做法，在東南大學設置了校董會。如其所言：“東大為將來東南各省之學府，於社會之發展至為重大。現當創設之際，所需社會之讚助，亦至多且急。
除上述17人外，還推舉了江蘇兩任巡按使齊耀林、韓國鈞為“名譽校董”。從這份名單上可以看出，郭秉文延聘的校董會成員均為社會賢達名流，他們能運用自身的力量及影響力為東南大學的發展而向社會尋求到支持。
作為全校最高的立法和決策機構，校董會地位與校長並列甚至更高。在校內領導體製上，東南大學實行校長領導下的“三會製”（即評議會、教授會和行政委員會）。校長兼三個委員會的主席。
評議會為學校議事機構，職責為製訂校內規章、決定本校的教育方針、提出經濟方麵的建議、重要的建築與設備的增設及廢止、係與科的增設廢止與變更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評議會由校長、科主任及各係教授代表組成。
教授會是負責全校教務的機構，由校長、各科（係）主任及教授組成。其主要職能是議處全校教務上的公共事項，建議係、科的增設廢止和變更，議決贈予學位，規定學生成績標準等。教授會在各科下設某科教授會，其職權為：議決本科教育方針；規劃本科發展事業；建議本科各係預算於校長；建議本科之變更於評議會；編定本科之課程及其他規程；審定本科學生畢業資格；決定給予免費學額；其他關於本科之重要事項。
行政委員會為全校的行政事務機構，負責協助校長處理校務。其主要職能是：規劃全校公共行政事宜；審查行政各部事務；處理臨時發生各種行政事務。
雖然東南大學的三會製與北京大學的三會製在名稱和職能上基本一致，但前者的評議會、教授會並沒有像北大那樣起著治理校務的主導作用，主要原因在於學校行政權力基本上被校董會控製。東大實行的是以校董會為核心的學校領導體製。根據《東南大學校董會簡章》，校董的職權如下：（一）決定學校大政方針；（二）審核學校預算決算；（三）推選校長於教育當局；（四）決定學校科係之增加，廢止或變更；（五）保管私人所捐之財產；（六）議決學校其他之重要事項。從這些權力上我們發現，校董會實際上掌握著東南大學的辦學實權，包括校長的人選、人事任免大權、經費的支配及係科的設置等。可以說東大校長是在校董會的領導之下，盡管在組織架構上，校董會和校長是平行的同級關係。
東南大學時期，大學的諸多權力並不掌握在評議會和教授會的手中，這兩會事實上是有名無實。正如東大教授梅光迪所言：“東大之評議會，為校中最高議事機關，教授中有悃愊無華辦事認真者，每當討論一事，則據其此事本身之是非，引古證今，往複辦難。抑知其事已由當局與其親信者，在密室中已先定，任爾書狀有廣長之舌，徒增彼等之背後竊笑耳。其所指的當局及親信者無疑就是校董會。校董會的主要實權掌控在常務校董手中。這種校長和校董會在大學中權力過大的狀況，為日後東南大學的易長風潮及教育部下令裁撤校董會埋下伏筆。
盡管校董會在治校過程中，因為管理政策、實施手段頗受東大相當一批教授們的微詞，但在建校之初，充分調動運用社會力量從輿論、經費上支持東大發展的進程中，校董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與美國大學校董會的職能基本一致。
2.留美學生為主體的雄厚師資隊伍與學術並重的學科設置
辦好一所大學，經費與人才是兩大關鍵。郭秉文就任校長後，為解決經費短缺，充分利用由東南社會名流、教育家、工商巨子組成的校董會積極籌措款項，從社會上募集了大量的辦學基金，有力支持了東大的發展。在人才聘用問題上，郭秉文利用自己曾當過留美學生團體負責人的有利條件，延請了大批留美學生回國任教，特別是促成中國留美學生創建的“中國科學社”整體遷移至南高校園，是學校學術分量提升的不可多得的資源。正如司徒雷登所言：“他（指郭秉文--筆者注）延攬了五十位留學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學科。他們成為學校各係科的學術帶頭人，為東大崛起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根據1923年1月《國立東南大學教職員一覽》統計，各係科的留美回國教授占絕大多數。
文理科：主任劉伯明（美國西北大學哲學博士）
（1）國文係；主任陳鍾凡、吳梅、陳去病、顧寶（日本大學法科）
（2）英文係：主任張諤（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李瑪利（美國伊利諾大學碩士）、林天蘭（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碩士）、林承鵠、夏之進（美國裏要大學學士）、馬惟德（美國人）、崔有滹、龍質彬（美國威斯康星大學）
（3）曆史係：主任徐則陵（美國伊利諾大學史學碩士）、柳詒徵
（4）西洋文學係：主任梅光迪（哈佛大學碩士）、吳宓（哈佛大學碩士）
（5）政法係：主任王伯秋（哈佛大學政治經濟科）、黃華（哈佛大學法律學士）
（6）經濟係：主任王伯秋（兼）、蕭純錦（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經濟學碩士）
（7）哲學係：主任劉伯明（兼）、湯用彤（哈佛大學碩士）
（8）數學係：主任熊慶來（法國蒙柏裏大學理科碩士）、段子燮（法國裏昂大學數科碩士）
（9）物理係：主任胡剛複（哈佛大學理學博士）、史密斯（美國籍）、熊正理（美國函益令大學碩士）
（10）化學係：主任王璡（美國理海大學化學學士）、孫洪芬（美國彭林大學）、張準（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學士）、路敏行（美國理海大學）
（11）地學係：主任竺可楨（哈佛大學理學博士）、王叔義
教育科：主任陶行知（哥倫比亞大學）
（1）教育係：主任陶行知（兼）、朱斌魁（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孟憲承（美國約翰大學文學士）、陳鶴琴（哥倫比亞碩士）、廖世承（美國勃朗大學博士）、鄭宗海（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碩士）
（2）體育係：主任麥克爾（美國人，哈佛大學體育科）、麥苛爾（美國籍）、盧頌恩（德國柏林大學體育學士）
（3）心理係：主任陸誌韋（美國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
農科：鄒秉文（康乃爾大學農學士）
（1）畜牧係：主任汪應夔、王兆麟（美國愛屋華大學獸醫畢業）、秉誌（康乃爾大學博士）、陳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2）農藝係：王善儉（美國喬治亞大學植棉學碩士）、孫思麋（美國路易斯安邦大學碩士）、原頌周（美國艾俄華大學農學士）、葉元鼎（美國喬治亞大學農學碩士）、過探先（康乃爾大學農學碩士）、楊炳劻（美國甘撒司大學農學士）
（3）園藝：主任葛敬中（法國都露士農科大學學士）、陳煥鏞、錢崇澍（美國伊利諾大學）
（4）病蟲害：主任張巨伯（美國奧海奧州立農科大學農學士）、胡經甫（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張景歐（美國加州大學農學碩士）
（5）蠶桑：名譽主任費鹹爾（法國人，蒙具利愛農學士）、何尚平（比利時白路農科大學農學士）
（6）生物：主任胡先驌（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農科學士）
工科：主任茅以升（美國康乃爾大學工程碩士、卡乃奇大學博士）
機械工程係：主任李世瓊（英國孟鳩斯德大學工科學士）、史久恒、塗羽卿（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工科碩士）、楊銓（康乃爾大學機械工程學士、哈佛大學商科碩士）、楊舉燫（麻省理工大學碩士）、劉潤生（康乃爾大學）
在上述64位中國籍教員中，具有留學美國背景的達47位，占73.4%的比例。其中，教育科教授全部是留美歸國學生，美國大學對他們影響甚深。他們留學美國期間，正是選修製興盛之時，大多數美國較大的大學都實施選修製。留學美國多年的郭秉文意識到選修製的優勢，1919年他正式執掌南高，隨即提出改良課程、實施選科製的方案。他認為采用選修製有六大好處：一是“學生可依興趣發展其天賦特長”。二是“於規定所限畢業，敏者嫌其太遲，鈍者覺其太快；如以學分計算，敏鈍各得其平”。三為“可以打破學科之界限，學生對於功課亦不致限於局部學習”。第四個優點表現在“現科目規定不能增減，其弊在於或有功課而無相當之教員，或有教員而強迫其擔任非所長之功課；實行選科製，則有伸縮之餘地”。五是“按現行製度，平均分數不及格者應留級，所有功課均須重修，即便是曾得最高分數的科目亦不例外；采用選科製，則隻需重修不及格之科目”。最後一點是“平均分數及格者即可升級，即便有些科目不及格亦不再重習，采用選科製則此弊可除”。南高於1920年開始實施選修製，以文理科為例，規定：
（1）國文（6學分）和英文（12學分）兩門課程為必修科目。其他有5組選修科目，每組須選4-8學分。
第一組：國文、英文、西洋文學；
第二組：曆史、政治、經濟；
第三組：哲學、數學、心理學；
第四組：生物學、地學；
第五組：化學、物理。
以上5組至少要選修30學分，總計必修學分不少於56分。
（2）自選主係、輔係。具體做法是由學生於本科各係中，自選一係為主係，然後由主係教師提出若幹係，任學生選取其一為輔係，主係課程至少應修40學分，最多不能超過60分。輔係課程至少要選15學分，最多不能超過30學分。
（3）除前述規定外，隻要征得指導教師的同意，學生還可自修別科的課程。
該製度推出後，受到教師們的積極響應與支持。他們開出了大量新穎的課程，當時國文係開設課程有25門，數學係必修課有22門，而土木係的課程更是多達40門。這些新課程深受學生歡迎，並為培養既具備牢固的專業基礎，又有較強的知識麵和適應性的學生奠定了基礎。這一教師群體本身就深受美國現代大學理念的影響，他們加入東南大學後，使得郭秉文推行美國大學模式之路更為順利。
美國大學現代性的一個要素即學術的世俗化發展，表現為學科設置的多元化與綜合化。如康乃爾大學創建者E.康乃爾（E.Cornell）宣稱：“我們將創辦這樣一所學校，在那裏任何人都可以獲得任何學科的教育。”JohnSBrubacher&WillsRudy.HigherEducationinTransition.Harper&RowPublisher，1976，161.在此辦學思想的指引下，康乃爾大學的專業學科和課程分成兩個部分：一個為特殊科學和技術部，包括農業、機械工藝、醫學、法學和教育等九個係；另一個為科學、文學和藝術部，設有五個不同的普通課程計劃，還包括一個選修課程計劃。這樣的科係和課程設置，體現了康乃爾大學辦學者試圖將職業性和學術性兼容於一體，形成範圍寬泛的綜合性課程體係的思路。這種辦學路徑給中國留學生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回國後的辦學實踐中處處可見這種影響的痕跡，東南大學所受影響最為顯著。
東南大學設有當時中國最為齊全的學科，共有文理、教育、農學、商業、工科五大門類。文理科下設國文、英文、西洋文學、哲學、曆史、地學、政治、經濟、數學、物理、化學、心理、生物13係；教育科有教育、體育、心理3係；農學設農藝、園藝、畜牧、病蟲害、農業化學、蠶桑、生物7係；商業科開設銀行、理財、會計、工商管理4係；工科規模最小，隻有機械工程1個係。這種以農、工、商與文理教育並重的組合為當時國內大學僅有。據統計，1923年開設課程達246種。《申報》1923年1月1日報道計劃擴充的係科頗多，如郭秉文所規劃，教育科增加了鄉村教育係、商科增設了普通商業係、保險係等。
將如此眾多的學科彙集在一所大學中，其目的在於偏重學理的學科與偏重應用的學科能相得益彰地並立於同一校園中。學與術並重的思想讓郭秉文傾向於培養多種類型的人才，注重通才教育的同時，不忽視應用，注重專才教育的同時，也不忽視基礎教育。而多種學科並設於綜合性大學中，有助於實現“通才不至於空疏，專才不至於狹隘”的培養目標。
3.注重實用性人才的培養及與社會的聯係
郭秉文留學期間，正是美國大學處於兩種思想、兩大價值體係的張力期，即信奉德國大學理念學術至上的價值取向，與堅守可以實踐、提供服務的知識才是有價值的實用主義取向的大學教育觀，構成一個相互製衡、相互對抗與衝突的階段。前者以哈佛、耶魯等私立老牌大學為代表，後者以威斯康星、康乃爾等州立大學為典型。
1904年範海斯就任威斯康星大學校長，他提出：“大學的目標是要把知識的光亮和發展的機會帶給全國各地的人民。服務應該成為大學的唯一理想。直接服務於美國工農業生產和培養實用技術人才成為該校的目標。大學成了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服務站”。從此，“威斯康星理念”（WisconsinIdea）步入人們的視野。它代表著大學承擔起了服務、教學、科研三大基本職能。威斯康星大學主要通過傳播知識和專家服務讓大學成為為國家服務的大學。他們把整個州看成是大學的校園，技術推廣和函授教育站點遍布全州。大學教授積極參與州政府的改革項目，並在政府相關部門任職或擔當顧問。或深入到工廠、商店和鄉村進行指導，以至於時論做了這樣的描述：“要確立威斯康星大學的校園的方位和範圍是很難的。大學的總部設在麥迪遜，但它的校園卻在全州的5600平方英裏的土地上。
大學與社會的聯係日益緊密，大學的服務功能日益凸顯，這是大學現代化發展的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針對當時的情形，一些堅持經典大學理念的學界人士紛紛發表看法，反對實用主義在大學盛行，如著名學者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安荷斯特大學校長梅科利約翰等人對大學的實用主義趨向表示了擔憂和批判。
國人對這兩種大相徑庭的大學教育觀的看法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誠如黃炎培在了解了奧立根大學校長對美國偏重實用主義教育的擔憂後所做的評論：“此為文科大學校長之言，彼其論實用教育，謂美有偏重之弊。……譬猶暴發之家，其始汲汲謀衣食，及其漸足，乃欲潤以詩書之氣，亦人情也。我國則不然，世家中落，習為虛文，大夢漸醒，積重難返，此時討論教育方針正不得以彼邦今日之情形，擾我方來之計劃耳。郭秉文也持相同觀點。在他看來，實用人才的培養是當時中國最急需的。
他對中國傳統教育偏重於人文學科和隻為培養官吏的傾向提出過深切的批評：“歐洲昔時之教育，視為宗教、醫學、法律之預備。吾國教育亦然。教育不為實際與日常生活而設，乃為官吏之養成。故父兄對其子弟之最高理想，即希其得入仕途以為榮。此種見解深入吾國之人心，往往輕視工業，以為有損於士子之價值。雖至今日，學校之畢業生仍以政府位置為報酬之具，法政學校招考，則人數擁擠，而工業學校則應者寥寥。求學為做官之謬見，於新教育製度之下不當生存也。……現今我國對於教育為預備官吏之觀念，已漸消滅，然非急速全行廢除此念，代以遠大之觀念。不以政治生涯為教育之終鵠，而以農業、工業及其他生活之預備為其目的，則教育為益於吾國之前途，所期尚遠也。他認為應盡快革除傳統教育理念，以培養社會所需人才為教育的首要目標，這樣才能有益於國家前途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