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家倫看來，大學應保證造就的學生一個有一個的用處，符合國家發展需要，盡管純粹的科學研究固然也是需要的，“但是時代和環境所需要的學問也同樣需要，因為做純粹的學者，以謀對於人類知識總量的貢獻雖屬可貴，卻不能期之於人人”。
著眼於中國當時的民族存亡危機，羅家倫提出大學要對國家民族的生存問題負責，大學的課程設置不能把國外所有好的都移植過來，而應根據自己國家民族的需要有所取舍。內中的含義就是中國大學的人才培養應著眼於社會當前的需要，按照中國的實際環境，哪種研究最切、哪類人才最缺，大學就應圍繞這些實際情況而辦學。當時國內缺少實用技術人員與研究，大學就應該大力發展這些學科。發表該演講時，是羅家倫就任中央大學校長期間，他的論點可說是代表了當時大學學科設置變革的一個動向。因此，深受美國現代大學理念中所表現出的實用主義傾向影響，重視並大力發展實用學科，成為20世紀30年代以後國內大學的努力方向。
重視理、工、農、醫等實學類學科的做法，也體現在留學政策中。1930年，教育部擬定《改進高等教育計劃》，其中《增派國外留學生辦法》規定：以後選派外國留學生，應注重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以應國內建設的需要，並儲備專科學校及大學理、農、工、醫等學院的師資。公費留學生，應視國內建設上特殊需要，斟酌派遣，每次屬於理、農、工（包括建築）、醫藥的，至少應占全額十分之七。此外，對自費留學生另有“但學理、農、工、醫藥教育的，應盡先敘補公費或津貼”的傾向性扶持政策。上述規定表明了政府對實學類學科的導向性指導意見。從1929年至1937年留學國外人員的專業統計中也可見一斑。
我們發現文科類專業的學生數呈現逐年下降趨勢，1937年留學生中文科學生數隻有1929年的7.69%，法科學生數也隻有1929年的10.73%，而工科學生數卻逐年上升，1937年學習工科的留學生數量是1929年的1.62倍。
再以中英庚款留學為例。1933年第一屆派遣庚款留學生案對學科分配規定轉引自：英國文學一名、西洋史學一名、數學一名、地理一名、高等測量兩名、醫學衛生兩名、土木工程一名、機器工程一名、紡織兩名、冶金一名、航空工程一名、生物一名、工業化學一名、造船一名。上述共派遣17名學生，其中文科類學生派遣2名，僅占11.7%，其餘皆為理、工、農、醫等實科類學生。1936年第四屆庚款留英章程明確規定“學科分配以理工農醫等實類為主”《全國學術工作谘詢處月刊》第2卷第1期，民國25年1月。。以後曆屆庚款留學生學科分布情況也表明了均以實科派遣為主。而1930年前，留英學生中文科類學生有110人，實類學生有81人，文類學生占多數。
綜上所述，因為政策導向作用，所以30年代後，大學中求學於文法類的學生減少，理、工、農、醫學院學生則增加，實用性學科在大學的地位越來越強勢，特別是到了後期，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一切以抗戰需要為宗旨，學習工科等實用性學科的學生更是大為增加。如1938年6月，國民政府行政院頒布《限製留學生暫行辦法》規定：學生前往國外留學研習科目一律以軍、工、理、醫各科有關軍事國防為目前急切需要者為限。顧獲中：《抗戰建國中我國高等教育概況》，《教育雜誌》第29卷第9號，1939年9月。同年8月教育部《修正限製留學暫行辦法》進一步強化了該規定：已在國外之公費生，所習科目非軍、工、理、醫有關軍事國防之科學，而出國已滿三年，應令即行回國；但出國未滿三年，而成績不佳者，得令提前回國。這種局麵的出現一方麵是和戰爭爆發導致各方麵社會情況的變動有關，另一方麵也體現了美國大學理念的實用主義元素對中國的影響。